晚清台湾社会的转型及其特征

清代前期的台湾属典型的移民社会。到了晚清，在台湾移民的后裔逐渐取代新移民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居民中祖籍分类意识趋于淡薄，超祖籍的祭祀圈和血缘宗族普遍出现，居民对现居地认同感增强；地方文教的普及和科举的兴盛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中华文化及传统道德观念已在台湾扎根。台湾由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     

台湾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台湾文化的形成与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大陆不断向台湾移民有重要的关系。据考古材料证明,很早的时候大陆人沿着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开始移居台湾,给台湾带来了与大陆一样的新石器文化。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大陆开始逐渐向台湾移民,而明清时期,大陆的移民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移民带来的文化使台湾文化已经与大陆文化无异。但是台湾文化还有其鲜明的特点。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从黄州看明清宗族社会变化

明清宗族社会发生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化:在江南地区,由于农业自然经济向工商经济转型,推动着乡村社会市镇化而发生大规模士绅地主城居化,宗族社会出现“敬宗收族之义莫能讲求”的非组织化趋势;而在广大的商品经济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地区,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族社会却在专制王权影响下发生宗族组织严密化。 黄州宗族社会系宋元以后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明清时期中国大多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相一致,仍处在农业自然经济状态,直到清光绪年间仍是“物无珍奇殊异之产,惟是稻菽麻麦棉布之属,生民日用所必需。”但在明清专制王权作用与士绅政策影响下,黄州宗族社会发生以宗族组织严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清代台湾寺庙的特殊社会功用──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一

清代台湾寺庙具有不同于内陆的特殊的社会功用，即移民的自治中心、官府发布示谕的场所、戍台士兵的公馆。随着台湾社会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寺庙功用的特殊性也逐渐消失。     

明清之际的移民与台湾开发

台湾与中原早有联系。明清之际的移民 ,使这种联系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明清之际的移民潮 ,以郑氏父子的移民活动为起点 ,到清时进入高潮。汉人的大量移入 ,将汉族文化带入了台湾 ,改变了台湾的人口结构 ,促进了台湾的开发 ,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加速了台湾与中原的融合过程 ,从而使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徽州宗族与香火院——基于祁门盘溪吴氏和永禧寺的考察

徽州宗族捐建香火院的历史源远流长,一度对徽州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宋宝祐五年,祁门盘溪吴氏捐建永禧寺,事历宋元明清,年逾数百,其间尽管发生过一些纠纷冲突,但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实为徽州宗族与香火院之间保持长期互动的典型。明清时期,国家政策法令做出重大调整,严禁私自创建增置寺院,地方官府及社会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和分化。在此环境下,宋元以来徽州宗族与寺院之间的融合关系受到冲击,寺院供奉先祖的习俗逐渐走向衰落。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论战后菲律宾华人社团的当地化

论战后菲律宾华人社团的当地化宋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从移民社会转向定居社会，作为华人社会基本组织的华人社团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华人社团的当地化。所谓华人社团当地化，指的是华人社团的组织目标、社团功能和组织活...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流动性: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跨境流动的社会学意义

流动性是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移动人口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他们是某种类型的移民,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被归类为移民,他们没有永久居留的意识,策略性地同时拥有多个居留身份.他们也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自我压力,而是自觉地与移居地社会保持某种自我隔离或者群体隔离.香港与内地跨境流动人口展示出的这种流动的复杂性,使我们重新思考居民身份与认同、社会团结与有效管治等深层概念的含义与机制.     

清水江文书书写程式的宗族性探讨——以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契约文书为例

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很强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活动渗透于清水江流域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清以降遗存下的清水江文书就是例证。本文拟以高酿镇地良村文书为例,梳理文书中父子、兄弟、女性等人名的书写程式,分析事主宗族性身份和宗族门房支派层级关系的表达方式,进而探讨宗族在家庭内部、宗族内部、不同宗族之间契约签订中的渗透度,以期了解宗族在维持家庭延续性和宗族凝聚力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明清海赋反映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就是海洋与文化的结合,其本质和内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界定。从明清海赋反映的明清海疆社会面貌、海洋生活和生产习俗、海洋信仰习俗等方面来探讨所折射出的明清时期海洋文化,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海防危机、海军建设、海洋贸易发展状况与漕粮海运等方面情况,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滨海民俗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清代客家移民与台湾社会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台湾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在早期移民中,客家人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族群,不仅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清代台湾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并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