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名”诸解驳正

《论语·子路》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从历史的视角探讨“名正言顺”问题的“或然性”

<正>1"名正言顺"问题的缘由"名正言顺"出自《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汉英对照.文白对照.四书》中杨伯峻对这一段的白话文翻译是:"子路说:‘卫国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辩正

《论语·微子篇》子路章记子路遇荷条丈人:“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此处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作何解释?朱熹《论语集注》说:“分,辨也.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即此句为荷     

“正名”浅说

<正> 《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之“正名”二字的词义,自汉以来,即有二说。多数学者认为“正名”即“正名号”或“正名分”:郑玄则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侃《论语义疏》引)我赞同郑玄“正名”即“正书字”之说。清人江永说:“孔子‘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说文解字段注后叙》)江氏此说,为“正名”即“正书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联系《论语》所产生的时代,我们发现“名”训“字”者,不乏其例: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     

“多能鄙事”质疑

<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析孔子的问人不问马

<正>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历史记载,也是孔子“仁”的基本含义的重要注脚。《家语·子贡篇》和《盐铁论·刑德篇》也都谈到此事,而且明确说是“国厩焚”、“鲁厩焚”。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末期,鲁国国君又是大奴隶主,那么,在“国厩”养马的贱役当然是奴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     

释“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正> 孔子高徒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何晏于《集解》谓:“小道,谓异端”。清人焦循《论语补疏》说:“圣人一贯,则其道大;异端执一,则其道小。故小道为异端。”《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夏却不同寻常,欣赏这些“小道”,认为有“可观”之处。子夏有这样的见解,却又自相矛盾地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令人顿觉圆     

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孔子价值观述略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

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正式提出正名是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是年孔子自楚返卫,子路向他提出“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卫君即卫出公辄,当时他正与其父蒯聩为争夺卫国政权而兵戎相见。孔子的正名即针对这一事件而发。但正如谢良佐所说:“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论语集注》卷七)谢良佐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是针对卫国特殊国情而提出的政治措施,而且是一般政治原则,这是正确的。我们即把正名作为孔子提出的一般政治原则加以探讨。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孔门弟子研究资料(选载)

<正> (一)颜回(下续) 28.1 颜回将西游,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罪,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说苑·敬慎》,以下只注篇名) 26.2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     

浅析《论语》中孔子关于文学艺术的几则论述

孔子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 ,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深思细琢这些论述 ,对进一步认识孔子的文艺思想和道德理念具有一定意义。《论语》中孔子关于文学艺术论述 ,主要有以下几则 :1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2 ……鲤趋而过庭。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曰 :不学诗 ,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季氏》) 3 子曰 :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休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 ?(《子路》) 4 颜渊问…     

论孔子的“无为”思想

<正> “无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孔子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后者却未受到人们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无为”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它的精神,却渗透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的形象是极为崇高的。如《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以仁圣自居,却推尊尧舜能达到仁圣的境界。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对“无为而治”也是崇尚的。     

释《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问故”,可见司马迁原来是孔安国的弟子。孔安国做过《论语》的训说(见何晏《论语集解序》),因而司马迁对于孔安国《论语》的训说,照理未尝没有所闻。至今看来,司马迁所有叙述到《论语》的地方,就很可珍贵,可供采取的胜义确实有的。兹举一例如下: 《论语·子路》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单从《论语》的简单字面上,我们完全看不出孔子当时在怎样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读了《史记·孔子世家》,才明白孔子说这话是在卫国的时候。《世家》说:     

关于子桑伯子

<正> 《论语》一书中提到的人物,大部分有史籍可考,一部分则已无从查考。也有一些人,介乎两者之间,在史籍中若隐若显,要化一点功夫,才能考证出他们的某些生平事迹和思想面貌。这样,对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会有帮助。例如子桑伯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论语·雍也》篇有一段记载:“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这里的子桑伯子究竟是何许人?清以前注《论语》的人多语焉不详。刘宝楠写《论语正义》,把有关子桑伯子的史料加以集中,此人的事迹才稍见端倪。     

《论语》“畏”字正解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     

“学而优则仕”中的“优”

首先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优”字无“优秀”义。“优”字在《论语》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及子曰:“孟子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三个“优”字,杨伯峻先生都讲成“优裕”是很准确的。《孟子·告子章句下》:“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联系上下文,“优”也当“优裕”、“有余力”讲。《诗经·大雅·瞻印》“天之降罔,维其优矣”。高亨《诗经今注》云:“优,厚也。”也是“优裕”义。只不过是天降灾荒,百姓的灾难丰厚,也就是灾难沉重罢了。《国语·周     

荷蓧丈人答子路语

《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汉包咸注:“丈人云不勤劳四体,不分植五谷,谁为夫子而索之耶?”刘宝楠《论语正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异释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语出《论语·微子篇》:“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注家一般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丈人斥责孔丘好逸恶劳。这种解释是不大妥当的。其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语为褒义而非贬义。关键在于其中的两个“不”字。人们大都认为这两个“不”字均为否定词,其实不然,它们均属于语气词。“不”字作语气词的现象不仅在《论语》中有,而且在《诗经》、《易经》、《左传》等书中也屡见不鲜。正如清代训诂学家俞樾说的那样:“古人有用‘不’字作语词者,不善读之,则以正言为反言,而于作者之旨大谬矣”(见《古书疑义举例》)。“四体不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学意蕴

《论语·宪问·１４·３８》：“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纵观整部《论语》，唯其这句是别人直接评价孔子的话。我的感觉是，门子对当时万人景仰的孔子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股话语的反讽，使人感到孔子的悲怆与痛楚。可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是整个儒家的悲剧，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矛盾的产物。孔子的时代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宗法制破坏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是历史的趋势，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止步，那么人生的悲剧也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