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力图摒弃杜撰和编造,从真实出发,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在中西学术交融的学术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史学表现出了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内容、观点上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在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史学刊物的创办等方面也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初步规模。所以,五四时期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与"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三大形态,三者的优劣比较也构建了评判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多视角坐标。通过此坐标可发现,胡适尽管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学家之一,但他却未能完全冲出种种束缚而带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个中原委,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存在着忽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偏离世界史学发展主流、严重的门户偏见等局限。这些局限不仅制约了胡适自身学术成就的取得,也阻滞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健康转型。学界在对胡适的史学贡献及遗产重视和继承的同时,对于其局限,不仅重视得不够、反思得不够,而且改正得也不够。时至今日,中国史学再一次面临关键的转变,我们需借助对胡适的深刻反省,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问题

新闻专业主义传入中国时间较晚,是在中国民族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仅受西方新闻业发展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及时代要求的映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必须以中国化为前提,必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的文化内涵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均要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在社会责任与文化价值追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叙事手法上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在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上高于新闻专业主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改造是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途径,也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对促进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相反,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取决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之改变.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时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现代西方认知型史学的方法,但它的规范性和公立性却依然故我,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时,既要看到"五四"以来西方史学的传入,也要看到来自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为此,就不能不认真审视苏联史学及其同中国史学的关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究天人之际”——中国史学“宇宙本体论”的失落及其现代重构

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现状、定位与发展取向

从现状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碎片化的,又是虚拟的和泛化的,且尚未实现创造性转化和现代化转型.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虽然它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能作为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批判者和补充者,维护价值理性和提供人文关怀.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普世价值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融入世界和赢取话语权的文化资本.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取向有三:一是自觉地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二是不能任意解构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精髓,三是要努力化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的紧张.     

"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

现代口述史学的奠立 ,源于史学的一种悠久传统。它的复兴运动 ,源于美国 ,波及东西 ,在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口述史学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 ,充分显示了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 ,一种普通民众而非精英人物的史学 ,一种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历史学。口述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一个巨大的反叛 ,新史学也正是在这种反叛中 ,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

本文认为,最近有的学者提出的建国后十七年的史学完全为农民战争体系所笼罩、因而"完全政治化"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从一、历史研究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史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三个方面对上述观点提出商榷意见.     

试论中国现代史学观念的形成

２０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史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独立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传入;二是民主自由观念与民主政体的建立及其影响;三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这些促成了中国史家对史学研究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出于对科学的崇尚,他们大多具有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思路,把主要工作放在史料考订上。但也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诗史互证"的文化语境溯源

清代以来,诗史互证作为阐释学方法,虽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文学与史学研究,却几乎不曾关注其生成语境问题。中国文学与史学的传统为"诗史互证"观念和方法的孕育诞生,作了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充分准备。这一阐释学范畴的提出,实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史学观念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也预设了它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