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史体、史例考辨

史体包括史书的外部形式——体裁,也包括史书的内部结构,如纪、传、表、志等;史例是笔法运用、文辞修饰、行文风格等约定俗成的历史编纂规范,包括断限、编次、称谓、曲笔、避讳、注释等。史体是编纂形式必须遵循的宪纲体式,史例是表现史体性质和旨趣的法度条例。"体"决定史书的"方以智",是史书之经,是史书编纂必须遵守的准绳;"例"提供了"圆而神"依据,供后世因革损益。体例具有极强的规定性和否定性,随着经典史著的诞生而诞生,是史家主体在编纂实践中理性抉择的产物。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论钱谦益传状文“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

钱谦益在史学领域的杰出造诣必然影响其传状文的写作,使其传状文表现出鲜明的"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不仅"为人写史",也"为史写人";强调实录的写作原则,钱氏较多选择道德典范人物,在坚持传状文"以事写人"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借人写事"的优长,注重史料的记录;为传记更有效地记载历史做出探索与尝试.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反省与重建——以“成王败寇论”为中心的考察

"成王败寇"这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以"历史作用"标准出现,最为公认并被普遍采用,其主要内容是历史进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人民利益、社会需要等。它是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对历史发展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作为评价的基本尺度或首要准则。这种标准的片面运用,导致了在事功判断与道德判断、人类历史中物质与精神、历史人物现世成功与历史成功等关系问题上的偏失。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充分估价道德评判的重要意义,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以克服"成王败寇"论的不足。     

苏轼赤壁怀古词新论

通过对苏轼赤壁怀古词的创作背景、典故来源、文学形象及作者同期作品的综合分析,其主题思想以揭示了功业成否的深层原因,讽刺了因姻亲关系而"少年得志"的新党人物,抒发了君臣不遇、老无所成的忧愤心情,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和现实指向。     

《邺侯家传》与《邺侯外传》考

李泌是唐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传记有李繁的<邺侯家传>10卷和不知名作者的<邺侯外传>.二者并非一书,前者详录李泌一生事迹功业,书至明代亡佚;后者主要反映李泌身上传奇性的一面,因<太平广记>收录而保存至今.<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大量有关李泌事迹的记载,主要出于<邺侯家传>.     

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汉之法”与“史汉风神”——以欧阳修碑志文为比照

欧阳修碑志文多用"史汉之法",王安石碑志文却与叙事手法复杂、笔端饱含情感的"史汉之法"保持了一定距离。王安石的心力所注,往往不在叙事的精彩,而在于议论的精警。欧阳修碑志和"史汉风神"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手法,凸显要描写的这位墓主;而王安石的方式则是通过议论,将主人公的形象提炼、深化,他并不满足于对主人公这一个人的显扬,而在于发掘他背后这一类人物的共性,继而弘扬这类人物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这正是王安石碑志不同于"史汉之法"和"史汉风神"的特殊性所在。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史论解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迄今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正史,作者充分借鉴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撰方法,有纪、表、志、传,其中“史论”31则,名为“论曰”,穿插于正文之中。本文着重探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7则史论,通过对其详细解析,旨在揭示金富轼的儒家思想观念。     

论李大钊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

在李大钊的大量文章中,对众多中国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李大钊认为,历史上的英雄是由时势造就的;伟大人物也是在实践中求真知,长才干。他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分阶段评价一个人的漫长一生,并把历史人物的评价融入历史过程之中。李大钊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他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认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决不是几个伟人。李大钊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功过是非、褒贬抑扬依据于客观历史事实。李大钊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值得史学工作者学习和发扬。     

历史与审美

历史传记的最高境界是审美境界。历史传记的审美化包括这样两个特点：第一 ,它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理解性的,而非褒贬性的;第二,它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欣赏性的,而非评论性的。历史认识的审美取向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或特定的视角,而是一种普遍的或超越的视角。它的基本原则是凡历史都是美的。审美判断是最具个性化的判断形式。而历史评价的审美判断就意味着它要求在评价历史时,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承认和肯定每一个人对历史所独有的评价原则和判断标准。     

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的繁兴及其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史学领域内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繁兴的浪潮 ,究其原因 ,则多种多样。明代实录失实与国史失修刺激了私家撰史的热情 ,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是私家当代史撰述的社会要求 ,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为撰写当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个人因素和思想原因也不容忽视。     

张默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

张默生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家。他在传记文学平民化、传记人物性格刻画以及传记艺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张默生传记文学创作至今却少人给予正确的、恰当的评价。基于此,对其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创作进行历史评价。     

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环境变迁”思想

侯仁之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率先打破了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束缚，他在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独树一帜，他开辟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侯仁之一贯重视野外实地考察，强调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地貌学、孢粉学、遥感科学的综合交叉，他的研究工作跨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而“环境变迁”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了一个极富特色、极具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     

康有为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之一.他不仅领导并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在近代思想、文化方面也卓有建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把近代中国维新变法思想推向最高峰;把进化史观与民主政治有机联系起来;集大同思想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传统儒学作了民主主义的新解,成为新儒学的鼻祖;大力倡导发展现代科技;对书法艺术也有独到的贡献.     

王鸣盛在史籍校勘上的贡献

清代考据名家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 ,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 ;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 ,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 ,校勘方法全面 ,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苦心孤诣的编排与梳理——析《史记》中的历史传说

先秦两汉文学的诗歌、史传文学、诸予散文等各体文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其中史传文学和历史传说的关联最为密切,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是以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传说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史传文学作品中。《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系统描述从黄帝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历史时,将许多先秦历史传说纳入其中。司马迁运用将政治谱系和血缘谱系相结合、按照不同部族各自的文化属性进行抄录和改写、把传说作为史实加以处理的不同方法,对这些历史传说进行取舍、整合及编排,并在其中体现出他对天子至高无上的儒家大一统观念的认同、明显的抑炎帝而扬黄帝的倾向、强烈的族类意识以及君权神授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