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谛观与吴越佛教天台宗

高丽谛观在中国天台宗急需散失的教籍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应吴越王之请,高丽王之派遣而携带天台教籍来华。谛观入宋,一方面其所带来的教籍填补了中国天台宗所缺失的教籍,从而使中国天台宗得以复兴;另一方面,谛观又据智顗的《华经玄义》著述了《天台四教仪》,为天台宗僧提供了宗派入门书。可以说,谛观为吴越与高丽之间的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

高丽名僧义通,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 。经考证,他实名“羲寂”。从高丽到中国,应在明州登陆,在宋太祖乾德五年,离天台到明州,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卒后,初葬于阿育王寺附近,后迁葬于乌石岙。义通是把天台教籍从天台传到明州的第一人,在明州建立了第一所天台教寺——宝云寺,并开启了天台宗山家与山外之争,所以,他是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他又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大师高丽义天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大师高丽义天王巍，杜若高丽大觉国师义天，是朝鲜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发展了高丽华严宗，创建高丽的天台宗，是高丽天台宗的开山祖；他刊印高丽续藏经，弘扬了佛教文化；他渡来求法，与辽僧俗往来，”推进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大使；...     

从天台到四明:五代宋初天台宗传法中心的转移

天台宗自创立起即主要弘传于社会相对安定的江浙一带,尤以天台一带为中心。唐朝中后期的社会动荡给天台宗造成极大冲击,至钱氏建国,天台宗在天台一带的弘传方在义寂努力下再度中兴,与此同时,得法于义寂的义通至四明弘传天台教法,使四明成为继天台之后的又一传法中心。本文从义寂、义通、宗昱、遵式四者的关系出发,对天台宗传法中心从天台向四明转移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红巾军进军高丽浅析

在世界史上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中,有两次大规模的出国远征:一是14世纪中国的红巾军进军高丽;一是15世纪捷克胡司派农民远征德意志。中国红巾军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出国远征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从曹州(山东荷泽)打到开京(朝鲜开城),从元帝国腹地进军属国高丽首都,行程2000余公里。红巾军联合高丽农民共同反对封建统治,对高丽社会影响深     

宋明时期佛教特征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宗派纷呈,达到顶峰。唐代以后,佛教大势已去,走向衰落。自宋至明,主要是禅宗还在流行,其次是净土宗。此外,天台宗、华严宗一度中兴,唯识宗、律宗等也余绪未绝。宋明时期,就佛教内部来讲,诸宗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就其对外而言,则是调和儒、道,三教融合。     

天台宗形成原因的历史论析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对天台宗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论析能更深入地解读天台宗,更好地传承佛教文化。     

佛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合作--以韩国大觉国师义天的国际活动为中心

义天大师是韩国天台宗的始祖,名重东亚的僧统,才行俱优,透彻佛教真谛;既修教,又修禅,学兼多宗.同时他也是中韩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使者,曾为中韩文化(包括佛教)交流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北宋王朝时期,义天大师曾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弘扬天台、华严,他给中国带来了因战乱而久已失传的华严章疏,使天台宗教义在中国、日本等国重新播扬、振兴起来.他捐赠中国的华严经被庋藏杭州的慧因寺,慧因寺因他而被称为高丽寺.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奉先源清对日交流与天台教籍复归中土

北宋初年,中国天台宗山外派代表人物奉先源清曾向日本天台宗致信通好,赠求著作,受到日本方面的极大关注与积极回应,所赠五部著作得到日本天台宗名僧源信、觉运等人的研读评破,所求六部天台教籍得以部分回传。通过对日本所存双方往来书信的解读,澄清了牵涉此事件的相关史实,进而指出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在时空上是一个“持续多源”的过程,源清的积极贡献不应被忽视。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     

浙江寺院文化概述

浙江的寺院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它拥有南宋时。五山十刹”的大部分;有佛教中三论宗、天台宗、曹洞宗、临济宗的祖庭;千百年来名僧如云、高僧辈出。遍布全省的寺庙古刹、佛塔、经幢,有大量的建筑工艺、雕塑艺术、冶金铸造等方面的精品;还有美不胜收的人文景现和自然景现,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孤山智圆净土思想之天台教义探赜

孤山智圆是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著名学僧,也是宋代倡导儒佛互融的代表性人物。智圆一生致力于天台三观,同时又“刻心净土”,力求以天台宗圆教的“心性”论统摄净土法门的“唯心净土”,又以“心性”为诸法之体来消解净秽二土之别。智圆不仅是“唯心净土”论者,也是“实在净土”的坚定信仰者,其净土思想具有鲜明的“唯心净土”和“实在净土”两重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     

入唐僧圆珍： 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祖

圆珍是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关于圆珍的入唐理由，学界存在各种说法，既有教团对立说，亦有刺激说，还有教学疑问消除说。以上诸说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疑问消除说，由于圆珍的求法行历中有益于消除疑问的密教受学活动时间只是其在唐总滞留时间的五分之一，因此也不能断定教学疑问消除说是正确的。圆珍在入唐前似已掌握中国佛教的状况，在不同地点实现不同的求法目的，即在天台山，是止观业的修行和遗迹巡礼；在长安的诸寺院，是遮那业的修行。圆珍返回日本后于日本贞观十年（868）六月成为天台座主，其后通过唐商人仍继续与中国僧人保持交流。     

天台桃源意象与古代小说戏曲中的性描写

唐代文人将刘阮遇仙与武陵桃源附会并相互混融,遂产生了天台桃源意象;天台桃源意象开始承袭刘阮遇仙的艳遇特质被用来叙写男女艳情,天台桃源意象就此走上了艳化之路。宋元以后,天台桃源意象被小说戏曲作家广泛用于性描写。天台桃源意象在古代小说戏曲的性描写中起着隐喻、象征的作用,悬置了对性行为的刻画,既突显了男女性爱的美好,也诗化了古代小说戏曲的性描写,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文学性描写含蓄蕴藉一路的审美特色。天台桃源意象在古代小说戏曲性描写中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历久弥新,启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仍应把含蓄隽永和富有启发力的性描写作为遵循的基本准则。     

唐代有关天台山道教诗的价值

本文就有关天台山道教的唐诗进行价值层面的探讨,分析了其价值的主要体现:记述了诗人与道士的交往,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新的领域;记述了天台道教的实践行为,为研究天台道教提供了珍贵资料;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高度重视,强化了人的生命意识;表达了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在和谐;反映了时代精神风貌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