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轫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颐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们把邓析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学》的第一篇即为《邓桥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益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③…     

试论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初探之一

一墨家不仅写出初具体系的逻辑学——《墨辩》,而且为中国古代的归纳逻辑思想奠定了基础。如掌握经验材料的观察等方法,关于“类”的思想和偏有偏无的划分思想,以及“以类取”的归纳方法和归纳逻辑的性质和规律都有所论及。探讨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就不能不从“类”概念谈起,因为“类”概念的问题,它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既可以涉及到演绎的逻辑问题,也可涉及归纳逻辑和类比逻辑的问题。但从类的     

先秦名实观散论

重视名实关系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札记·祭法》载:“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周礼·天官·兽人》中也有“掌罟田兽,辨其名物”的说法。“正名百物”也好,“辨其名物”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确定名与实的关系。名,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相当于语词,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又相当于概念,它既是构成自然语言的基石,又是人们进行思维的要素,因而,中国古代逻辑以研究名为起点也就十分自然了。     

对话逻辑的一般原理及语义分析

一、对话逻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对话逻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思想家、智者或名家的活动。逻辑,做为研究思维的艺术,是在百家争鸣的唇枪舌战中应运而生的。被西方誉为“逻辑之父”的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专门研究了论辩。后人编辑亚氏著作《工具论》一书中共有六个篇章,其中的《论辩常识》和《辩谬篇》都是讲沦辩的。沦辩的口语形式就是对话。亚氏在书中指出:我们是想寻找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就我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编者后记

本期在“中国思想史”栏目中发表的张岂之教授的论文:《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论证深刻,有独特见解。作者首先指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也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呆滞的同一,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具体的、流动的发展过程。接着从五个方面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儒学发展     

《老子》中隐存的人学结构探析

从传统文化发展来看,人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老子》正是通过对宇宙自然的思考亦即其道论开始他的人学思考的,依照“天人之学”这一内在的逻辑展开他的人学思想。以“道”论作为本体论根据、以性自然论作为人性论基础,在探究“天人之际”的理论背景中敞开其全新的人学视界,最后归人生最高境界于“道”的境界。文章认为,这是《老子》人学思想展开的基本逻辑架构。     

中国古代判词艺术的形态学分析

《中国古代判词艺术的形态学分析》提出,中国古代判词从语体上可分为语判和书判,从语言形式和风格上可分为骈判、散判和花判,从使用主体上可分为批词和判词、审语和判语.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十诫》之五·杀人短片”中,对作为宗教戒律的“不可杀人”,作了全新的现代阐析,由此也引出一个文艺与法律的关系的问题.法律有它自身的立场,而艺术的叙事也有它特有的逻辑.但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这是《“不可杀人”的现代阐析》的基本观点.《论后现代挪用艺术的法律保护困境》则认为,依据版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的二分原则,借用已有作品表达进行再创作的后现代挪用艺术要么被拒之于版权保护的门外,要么深陷侵权的泥潭.然而,从认识论来说思想/表达间并不存在通常认为的明确界限,表达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思想与形式的重合.机械割裂思想/表达,既不利于艺术繁荣,又损害了版权法的发展完善.     

简论中国古代逻辑的命题——辞

命题,是逻辑学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古代逻辑作了较广泛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既有与西方传统逻辑相一致的地方,也有它自身的特点,应引起充分注意。中国古代逻辑中的辞相当于命题。根据许慎的解释:“辞,从(?)辛。(?)辛尤理辜(罪)也。”(《说文解字》)可见,辞的本义是有关诉讼的判辞。《周易·系辞上》说的“系辞焉,以断吉凶”也     

试析《文心雕龙》的论文写作思想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古代文论巨著,它主要的目的是研究文学创作。周扬曾准确地指出这一点:“《文心雕龙》是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著作”(《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历来的“龙学”研究家们都只着眼于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去发掘《文心雕龙》     

试论《墨经》“类”概念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影响

《墨经》在逻辑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类”概念是《墨经》逻辑体系的一个基本范畴,而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数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类”思想。那么,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本文通过对两者的分析对比,认为在内涵上两者是一脉相通的。作者认为《墨经》中的“类”概念不仅影响了古代数学家的逻辑思维方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传统数学著作的编纂方式。     

语言对存在的诗性建构——《老子》、《庄子》的“元文学”阐释

《老子》和《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此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老子》、《庄子》与中国文学的深层关系,这就需要超越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运用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观照,从比较与反思的视野超出“美学”之外来审视作为中国文化主要精神源头之一的老庄思想具有的一种“元文学”意义,它确立了中国文化系统中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基本意义关系,这不仅是文学书写展开的基本前提, 也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诗性特征。     

《聊斋志异》语言艺术溯源

一文学语言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可是从表现形态看,从作家的直观感受看,文学语言有两个来源,一是现实生活,二是古代文献。蒲松龄的态度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关于蒲松龄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文学语言的问题,要另作专门研究。本文的任务仅限于考察《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与古代文献中语言遗产的关系。笔者曾据“三会本”所录诸家注及自己考查结果加以统计,在语言方面为《聊斋志异》有所取资的古代典籍在二百三十种以上。这种统计自然难以做到绝对准确。但是纵然不完全,统计结果还是可以说明蒲松龄勤于向古人学习语言的。     

《左传》《国语》引谚之变例

历来研究语言的人都很重视古代谚语,因为它是先人生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当时人民思想的普遍高度。古今不少学者毕生为搜集,采摭,辑录古代谚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从这些古谚中看到了古人思想的闪光,从中汲取智慧和养料,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斯大林说:“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典籍浩瀚,历代史书,不可胜数,许多伟大的作家以精湛生动的语言勾勒了历史时代的缩影,其中也记录了许多活在人们口上的古谚。《左传》《国语》是两部较古的史书,也是文学名著,作者引用了许多谚语,阐发深刻的哲理,反映生活规律,值得我们重视。     

文体论三部曲——川本荣三郎的《儒林外史》研究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日本学者往往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本文主要对川本荣三郎关于《儒林外史》文体研究的三篇论文进行介绍和评述,认为他的研究观点虽然不是很新,但是在研究中的三种意识对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是语言意识——文体研究与语言分析的结合;二是历史意识——文体研究与纵向比较的结合;三是文体意识——思想解读与文体分析的结合。     

浅析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辨证法思想。通过对《老子》、《易经》、《孙子兵法》等的辩证法思想的论述,研究了我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对加强战略思维、提高现代管理水平,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的现实意义。     

梁译《大乘起信论》的本觉论思想分析

该文并非对本觉思想的历史做一宽泛之论,而是集中在梁译本《起信论》本觉思想的分析上面,并根据古代各注家的思想成果,把这一分析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下进行观察。有关本觉和《起信论》文本研究在东亚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但关于《起信论》“本觉说”所讨论的深度并不太令人满意,该文仍然从近代以来中国佛学界讨论《起信论》思想问题的方式来对此问题进行论述,或许这样更可以让不同语言写作的学者进行对话。     

中国古代逻辑的推论形式——说

说,作为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当于推论,具有推理和论证两方面的特征。在中国古代逻辑中,人们经常把说与辩放到一起来论述,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又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可见,说与辩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推理和论证在西方传统逻辑中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推理虽然是论证的一种手段,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求知,借用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的话讲,是为了“自悟”,着限于自身;论证的性质则不同,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悟他”,着     

严复在西方逻辑再输入上的重大贡献

自1631年李之藻翻译与出版《名理探》之后,西方的逻辑学开始传入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西方逻辑并没有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当时实际上很少人阅读过和能理解《名理探》这部书,而且,这部书本身也没有对西方逻辑作全面的介绍。到清代初期,诸子学开始兴起,严格地说,它只为以后中国逻辑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一个基础,它既未受开始传入中同的西方逻辑(如《名理探》)的影响,也未真正从逻辑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的名辩之学。     

顺天 富民 乐居———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处理上,《管子》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自然是客观的,人必须尊重它,依顺它,而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二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提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居处相乐”的重要思想。《管子》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管子》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