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通过对鲁迅的 "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得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更深地解读其作品.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 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通过对鲁迅的 “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得 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 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 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更深地 解读其作品。     

意象的风景——论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

本文以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为整体考察对象,界定了题咏新诗的内涵与外延,描述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的价值取向和意象形态变化,并对21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走向做了合乎情理的预测.     

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吴芳吉是20世纪前期的著名诗人,其诗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诗歌创作概况、丰富的内容、鲜明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点等几个方面予以简析,展示其诗歌的突出成绩和创造性,阐释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特殊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雕塑新诗——从意象组合上看李金发诗歌创作的独特性

李金发在中国现代艺术和新诗创作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式的人物。他是中国在国外学习雕刻艺术并进行艺术实践的第一人,是把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引入到中国的第一人,同时又是进行象征主义新诗创作的第一人,在现代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位置。在他独特的诗歌世界中,其意象的呈现颇具特点,从意象的角度对其诗歌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意象诗学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引入了西方意象派理论并对意象内涵作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徐迟、邵洵美论述了意象派反浪漫主义的诗学史意义,并论及了客观性意义;朱光潜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象内涵、意象形态、意象功能作了独特的研究,并创新性地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意象演变史。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现代派的意象诗的创作,对整个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西方诗学中国化、古代诗学现代化,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论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系统

"象征",在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那里,被赋予了超越诗歌修辞学层面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有着和"生命"、"存在"同等的意义."神"和类"神"意象、"肉体"、"野善"是其诗歌意象系统中最富代表性的象征性意象.从诗歌基本层面的"意象"入手,勾勒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结构系统,并探知其诗歌的内在精神世界.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     

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的创作风格

探讨海明威第一本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创作风格 ,对研究其整个创作风格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在该小说中 ,海明威主要运用了场景手法、戏剧手法和嘲弄手法塑造人物的个性。场景是海明威重要的创作手法之一 ,场景是纲 ,人物个性和人物的人生观都围绕场景进行 ;戏剧手法是海明威最具影响的表现手法 ,人物对白栩栩如生 ,寥寥数语就能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嘲弄手法贯穿海明威的小说 ,小说中的嘲弄是对人物命运的嘲弄 ,用浓缩了的笔墨来揭示人物痛苦的经历。     

论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对其诗论建构的意义

梁宗岱的早期诗集<晚祷>,收入诗人1921～1924年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形成自己独有的美学特色--注重自我内心的情绪表现,借助自然意象,通过暗示、象征等手法营造一种意境与氛围,使人产生圣洁的、虔敬的情感.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对其诗论建构的意义在于:为接受法国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诗人特有的旨趣与眼光,使得梁宗岱的诗论更具有新锐的见解与美感的恒久魅力.因此,我们研究梁宗岱的诗论不能离开他早期诗歌创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复活一个本真的梁宗岱以及揭示梁宗岱的诗论价值及美学意义.     

“荒原”意象与鲁迅小说的文化心态

"荒原"意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艺术现象。这一现象表现着鲁迅的文化心态,即鲁迅在理性上倾向于新文化的价值立场,而在心理深处对传统文化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认同。以往的鲁迅研究认为"荒原"意象来自鲁迅作为新文化的觉醒者面对传统文化的包围所形成的孤独感,本文认为不仅如此,"荒原"意象还来自于鲁迅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袭者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失落的痛惜感以及鲁迅对于新、旧文化价值选择的独特认识。这种心态表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深刻性与独到性。     

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审美倾向

菲利普?罗斯早期作品因为荒诞不经的创作手法和露骨的性描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后期创作中，罗斯进入了新现实主义创作阶段，摒弃了曾经流行的实验写作手法，借鉴现实题材，重返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作品仍然留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痕迹。对这个显著转变的研究有助于精准把握这位文学巨匠不断变化的创作风格，了解美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发展趋势，进而实现推介和借鉴的目的。     

《呐喊》在鲁迅文学中的地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鲁迅涉猎过多种文体,其中以杂文、小说影响最大.但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鲁迅的后期杂文比早期的小说创作更为重要.本文对此展开了论辩,认为鲁迅在"创作"的意义上,一向坚持认为小说和散文是他创作的正宗.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又明显地倾向于推举《呐喊》.《呐喊》在鲁迅文学中所占的地位最为关键.     

片断接受与多元超越的有机融合——论唐湜诗论与传统文论的关系

唐湜诗论对传统文论的接受主要表现在文本的写作方式、大量借用传统文论的概念及对文学风格、文学意象和诗歌含蓄美的认识上;而对传统文论的超越则主要表现在他的风格理论、意象观及对新诗形式的看法上.接受与超越不是断裂的,而且相互渗透有机融合.     

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重构论

百年新诗创作史与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这是新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没有新诗的传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诗创作的不断突围与发展。但是既有的文学史、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包括新诗传播接受内容。基于这一状况,以传播接受为视角,重构新诗历史,或能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史的真实地貌,揭示其内在生态特征与动力机制。重构将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基点、主轴与目的诉求,以传播接受事实为视野与依据,透视、解读创作演变史,传播接受构成创作演变史的有机部分,使新诗史不只是创作事实的呈现史,而是一部从传播接受维度揭示新诗之中国诗意、诗性的生成演变史,一部敞开新诗现代性书写、传播与意义增值的新诗史。     

康白情与早期象征派诗歌的联系

中国现代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探索的基础上,经过诸多早期白话诗人艰辛的尝试才得以成形,其中诗人康白情的大胆创造精神广受赞赏,但“尝试因素鲜明,艺术相对欠缺”几乎成为定论,由此长期无法得到评论界的重视。然而康白情等早期白话诗人的创作尚处于中国现代新诗的襁褓期,创造、突破、尝试中确实存在草率和急躁,但研读其诗及诗歌理论便深刻地体会到热情背后的理性探索。康白情提出“诗是贵族的”、强调创作对于象征及意象的运用等诗歌理论为后来早期象征派诗歌理论奠定了基础,其诗在具体创作中着意色彩的刻画和暗藏式的表现性描写都在早期象征派诗歌创作中有对接。     

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译介

关于《野草》与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已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鲁迅《野草》的影响上。对于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的《野草》在翻译意图与创作意图、翻译策略与创作策略、翻译风格与创作风格的互文性关系却一直没有人涉及。事实上,鲁迅的《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野草》具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在翻译与创作的意图上,二者都在借苦闷的表现呼唤健全的人性。在翻译与创作的策略上,二者都倾向于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在翻译与创作风格上,二者都呈现出了艰深、晦涩的特点。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