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引《诗》初探

《汉书》是汉代引《诗》较多的一部典籍。《汉书》引《诗》显示了《诗经》在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多种文化领域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又体现出“《诗》以正言”的《诗》学观念,并有助于理解其具体含义。考察《汉书》引《诗》可以为《诗经》研究开启一扇新窗。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不仅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 ,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最初的《诗三百》百科全书地涵盖着精神文化现象 ,历史的许多细节都在诗的具体而微的描写中体现出来。《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对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周人的五篇开国史诗为例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历史进程。然而 ,《诗经》虽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 ,史学研究者也可从中找到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但诗毕竟不是史 ,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还应参考地下考古资料 ,并与先秦的其他文献相佐证。     

浅析《毛诗传笺》对自然美的欣赏

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对自然美的追求由先秦发端一直影响至今,并长盛不衰。在《诗经》中就已有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再现。《毛诗传笺》作为《诗经》的注释作品继承了对诗中所描写的自然美的欣赏,并在注释的过程中再现了自然美。这是注释者对自然美的审美体现,同时也丰富了注释的内容,使读者更好地去领会诗的主旨。     

论《诗经》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因此是否风调雨顺,直接关系到耕者的温饱和国力的强弱,这就促使人们在农事劳动中留心观察四时交替、风云变幻,逐渐形成了与宇宙自然生命相依存的一种文化心态,即“天人合一”观。《诗经》中大多数诗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诗经》和《论语》中的“思无邪”比较

孔子在《论语》中用“思无邪”对《诗经》作了整体性的评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后人对“思无邪”作何种解释,它的意思仍是说:《诗经》中的所有篇章都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由于《诗经》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相当复杂,所以要想准确把握孔子之“思无邪”、“一言以蔽之”的原因,就必须考察其在《诗经》和《论语》中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两种含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易经》与审美之维

本文考察了作为中国哲学原点的《易经》文本的思维特性，并与《诗经》的思维方式作了比较，认为《易经》与《诗经》是中华民族思维不同的两列系统，二者之间不存在源流关系。《易经》的卦画符号不涵有文学的象征意义，自然亦非文学形象思维的滥觞。进而作者具体而微地辨析了长期以来被混淆的“比”与“兴”两个概念在内涵上的质的区别，认为前者主理，后者主情。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易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作为中国文化的第一部典籍,《易经》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多层次的。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在西方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易经》也为华夏民族确立了基本的思维定势,规定了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衍化。大而至于哲学思考,小而至于日常琐事的决断处理,无不深受着《易经》思维模式的规范。本文主要从哲学、文学、科学的角度简要考察《易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