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虽死 秦法未败

战国时期,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最早的是魏国实行的李悝变法,继之有楚国吴起变法,泰国的商鞅变法。此外,还有韩国申不害的改革,齐国的邹忌改革等,其中时间最晚,但改革较为彻底,卓有成效,影响较大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灭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弱小落后的秦国能在战国时期脱颖而出,最终灭六国而“一四海”呢?一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商鞅在秦所进行的彻底变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至。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商鞅变法究竟是如何成功的,换言之,商鞅变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凭借什么手段,措施来保证实现的,似乎尚未引起深入的注意。我们认为,商鞅     

云梦秦简中“隶臣妾”的身分和战国时秦国的社会性质

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竹简,内容是反映商鞅变法后到秦统一前的秦国社会状况,它为研究这一时期秦国的社会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由此促进了秦国社会诸问题的深入探讨,而秦国社会性质讨论,又再次在学者中掀起。在用秦简研究秦国社会性质的论著中,“隶臣妾”的身分问题最为学者所关注。从这批     

秦代家庭形态初探

战国时代偏居西陲的的秦国,之所以能在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之后由弱至强,其根本奥秘大抵在于商鞅变法以强暴手段在秦国建立小农个体家庭,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这说明秦国小农家庭在战国秦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影响。假使将秦国家庭形态这个社会生活中活的细胞加以一番透视,或许能由此对秦代历史有一些新的认识。     

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序当春秋战国的历史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出现在舞台上的秦,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诸侯国。但是,到战国后期,秦国竟成为当时最富强、最先进的封建割据大国之一。经过战争,秦国终于消灭了其它割据政权,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国之所以能由弱变强,以至最后统一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的商鞅变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当时进行变法的,不仅是秦一国,三晋、齐、燕等国也都先后地进行过类似的封建改革,在这些改革中,有比秦开始早的,如魏、楚等国;有比秦略     

《商君书·画策》注译

前言《商君书》是战国后期商鞅学派辑录而成,成书约在秦昭王时代。它基本上忠实地记述了商鞅辅佐秦孝公进行封建主义变法改革的情况和思想理论。《画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篇。“画策”的意思同“战略部署”相类。全篇的中心思想是:以秦国为根据地,厉行法治,富国强兵,通过统一战争,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全中国统一国家。商鞅认为:“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这一战略方针是有远见的,也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趋势。孝公以后的秦国五代君主,基本上奉行这一方针。秦王嬴政亲政以后,“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他的“长策”,也还     

浅谈商鞅变法之成因

商鞅本人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他在秦国的变法却是成功的。 当时和后世对商鞅及其变法有过许多公允的评价。战国时秦国蔡泽论述商鞅的政绩说:“夫商鞅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应侯范睢对商鞅也有适当的估量,他     

秦国早期婚姻习俗及其对后世政治势力和政治变革的影响

秦国早期的母系氏族残余及其婚姻状况对其后世政治势力演变和商鞅变法都有较大的影响。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婚姻关系混乱,形成了独特的母系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这与六国一脉相承的公族势力恰好相反,母系贵族势力往往一朝而衰,形不成能动摇君权的顽固势力,因此变法顺利实现,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建立,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继而实现统一。     

商鞅变法的历史经验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他在秦孝公时代实行的变法运动,是一次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革命。这次变法的成功,成为秦国由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经过商鞅变法,原来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秦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一跃而成战国七强的元雄。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君书·战法》评注

《商君书》是公元前二六○年前后,由商鞅变法路线的继承者编撰的一部书。这部书生动的记述了战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斗争事迹,阐述了商鞅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法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资料,是我国历代法家著作中主要作品之一。这部书在汉时有二十九篇,现实存二十四篇。从现存这些篇章的内容来看,它对于     

谈《抽思》与《国殇》中的几个问题

一、诗人屈原与楚国政治 战国中期,是各国继续兼并的时期。在这个相互吞并的战争中,担任主角的,是国势最强的秦国、国土最大的楚国、国力最富的齐国。 秦国地处关中,占据四塞之固。自商鞅变法后,国势大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关东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商鞅授田制研究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共有两次,第一次始于秦孝公六年,变法的主要课题是奖励告奸与耕战;第二次始于秦孝公十二年,变法的主要课题是推行新的授田制。历史界对于商鞅第二次变法中的田制同题,长时期来曾进行了反复探讨,但遗憾的是,由此对秦国社会形态作出的结论却是很不相同的。郭沫若同志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就中国古代史的阶段划分问题指出:“我们因为材料不够和认识不足,所以还不容易划分阶段而聚讼不决。”这个意见,我看十分中肯。秦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占有史料不够充分和史料的解释存在偏差,是秦国社会历史阶段不能彻底澄清的重要根源。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商鞅变法的田制问题,从史料和事实的角度进一步作些探索,以期对促进秦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有些帮助。倘有不妥,尚希方家赐教。     

商鞅的经济思想及改革路径新论

商鞅变法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变法举措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激进性。商鞅根据西秦华戎交织,土僻人稀,以农为主的国情,出于维护小农经济和强化国家资源获取能力的需求,既吸取了儒家孔子提出的平均主义经济消解思想,又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厉行干预。通过“重农抑商”、军功爵制等举措,大力提升了西秦国家的战争资源获取能力,达到秦政府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商鞅等法家人物的经济政策正是孔子平均主义与法家经济干预主义的结合。     

论商鞅的军事思想——读《商君书》浅议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巨大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们的主张与社会实践,对当时的巨大变革起了促进的作用。商鞅就是这个时代中杰出人物中的一个,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大家知道,商鞅于公元前三五九年击退秦国内部保守势力这股反动逆流之后,即在秦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他先后推行大规模的变法有两次,时间延续近二十年。到公元前三五二年,由于商鞅变法的成效卓著,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大良造。     

从《商君书》谈一谈商鞅的军事思想

《商君书》一书,是公元前二六○年前后由商鞅变法路线的继承者编撰的一部书。这部书生动地记述了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代表兼军事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斗争事迹,阐述了商鞅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该书在汉时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在这二十四篇中,涉及军事问题的就有十二篇,其中     

"驳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国政治评析

“驳而霸”是荀子对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政治特点的概括,指秦自孝公以来为了求霸对诸子百家及其传人不拘门派只要有益于霸业都“杂”而用之,其本质内涵是“重法而爱民”和“取信与民”,这是秦立国以来政治传统的发展,“天命”观念则是其最深层的动因。所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专用法家而排斥其余、决定了秦国政治的苛暴的见解并没有完全抓住秦国政治的本质。     

商鞅历史观论评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生活于我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大变革的战国时期。他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辅佐秦孝公厉行变法,摧毁旧的奴隶制,建立新的封建制,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他的辉煌业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商鞅的变法主张是以他的历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在先秦诸子中,商鞅的历史观包含有比较多的合理因素,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义辨

对商鞅变法时规定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意义,史学界若干论著的解释既不符合商鞅变法时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户籍管理水平,也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赋役制度以及秦人的家庭结构、规模和对父权的维护等史实。商鞅这一法令旨在在国家授田制的基础上或者是增加户赋和田赋的收入,或者是增加服役人手,在一定程度上,有促使秦民分家而刺激土地开垦的作用,但并不强迫分家。     

项羽“新安杀降”新诠

“新安杀降”素来被视作项羽暴行的代表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论断似乎低估了秦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高估了事 件本身的效力。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兵卒，虽视死如归但却最没有国家观念，可谓是既不忠君也不爱国，唯恐秦法！而身处战争 环境的秦人更是对于军队之间的杀降屠城司空见惯。故而“，新安杀降”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力恐不宜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