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颂宣德——从许善心《神雀颂》看“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

许善心由陈入隋,亲历“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天下统一,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政治措施已经完成,恰逢天降神雀,许善心适时创作《神雀颂》歌颂帝德.虽然其华丽的文风违背了隋文帝的作文主张,可却达到了文帝宣化天下的政治目的.而其基于史事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开皇之治”的一种文学写照.     

“雷阳文化”考辨

“雷阳文化”以“雷阳”命名,有必要先对“雷阳”的概念加以梳理。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刺史陈文玉疏请改东合州为雷州,雷州之名始于此。但海康之名出现比“雷州”要早。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南合州改为合州,并将由汉置徐闻县数次更名为齐（隋）康县,合州分置齐（隋）康县（今徐闻县）和海康县（今雷州市）。海康县名始于此。唐宋时期,海康县也曾叫过海康郡。那时县郡之称经常变换。直到元代以后才不称为郡。     

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

公元960年,宋大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宋朝建立后,宋太祖曾召问赵普:“自唐季以来十数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对曰:“此非他     

试论“光武中兴”

刘秀自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于春陵发愤起兵,“昆阳之战,威震天下”。不到三年,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北)称帝;不久,定都洛阳,重建汉室;十余年间,夷灭群雄,“荡涤天下,诛鉏暴乱,兴继祖宗”。《后汉书·明帝纪》中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刘秀中兴汉业,功绩卓著,历代受到赞誉,史称“光武中兴”。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明代王夫之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刘秀所以能够取得中兴伟业,并非偶然,值得探讨。他“拨乱反正,以宁天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务悦民心”,改革弊政。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倒行逆施,违背民意,以致怨声载道,哀鸿遍野,不仅弄得“农商失业,食货惧废”,山河破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刘秀“长于民间”深知“稼穑艰难,百姓病害”,利用民心思汉,“廷揽英雄,务悦民意,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为了取悦民心,首光是平狱赦罪。刘秀针对王莽大兴冤狱,“狱多冤结”,政令酷繁,人人自危,早在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持节经略河北时,就“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使“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建元同时,大赦天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又大赦天下,并下诏明确指出:“顷狱多冤人,     

绝非“竭泽而渔”而是“开源节流”——亦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

关于隋初的富庶情况,史家历来都有记载和评说。择其要者有: 唐朝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说:在长安、洛阳、华州、陕州等地的仓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魏征在《隋书·食货志》中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隋文帝因“库藏皆满”,下诏“河北、山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以“中外府库无不盈积”,再次下诏,“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明夷待访录》思想渊源考

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里所谓的“怪,”大约是指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看来可怪可骇的议论。封建社会历来奉皇帝为“天之子”,为“万民之主”,臣民在其面前必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人身受君罚,还要咏之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然而,黄宗羲在这部书里却痛诋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     

隋大业世东都洛阳国家图书整理检论

洛阳是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发展统一文化的中心 ;大业世东都图书整理凸显着统会古今综理南北典籍以推进统一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征。其图书整理 ,集图书特别征集、综理鉴别、部类编目、庋藏保护、抄录传播诸图书措理诸环节 ;其因于开皇世西京之图书而踵续增大以开扬隋氏富藏之规模 ,实为有隋图书的一次总结集。郑樵所谓“隋家藏书 ,富于古今”的历史大观 ,可谓形成于开皇世所搜聚 ,而底成于大业世所增广。隋唐嬗替 ,唐人因承东都所聚 ,渐积增广而开出盛唐开元世国家图书事业殿军于我国中古图书业之辉煌 ,考镜其源流实始于有隋 ,始于有隋东都之最后结集     

關于晉史的撰述与唐修晉書撰人問題

中国历史編纂学从孔子到司馬迁已有显著的发展,通过魏晉南北朝,所謂乙(史)部之書,已由“六經附庸,蔚如大国”。其見于隋書經籍志者:“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較之汉書艺文志著录:“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者,其著作数量增長了十六倍,真是一个敬人的发展。以晉史而論,唐贞观(公元627—649年)中,詔修晉書时,犹有十八家之多,然据文献所载,唐以前撰述晉史之可考者,无虑数十家。因此,晉史的修撰,反映了中国历史編纂学在两晉南北朝时期发达的情况。     

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在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过一位女皇帝,这就是:唐朝的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七○五年)。对于这样一个蔑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登上地主阶级最高统治者座位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毁誉纷纷,儒法两家的评语迥然对立,或斥之曰“牝鸡司晨”,“千古忍人”;或赞之为“忧劳天下”,“明王”“圣后”。“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廓清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哲学史略

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动者王薄的“世事可知”论和暴力革命思想公元八五一年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局面,继秦汉之后我国又实现了多民族的政治统一。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使隋王朝短期内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帝国。但隋朝封建统治集团代表着门阀豪族的利益,以疯狂的手段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和剥削。公元六○四年隋炀帝杨广上台以后,更是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为了满足无穷贪欲,     

海瑞年谱(续一)

公元1551年辛亥“明嘉靖三十年海瑞39岁,在琼山.为再次参加会试作准备.本年,锦衣卫小吏沈炼上《早正好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疏,列举严嵩父子“纳将帅之贿,以启迪陲之衅”等“十大罪”,“请均罢斥,以谢天下”.明世宗大怒,以“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罪名,令对沈炼“搒之数十,滴佃保安”(《明史》卷二百九).     

“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隋文帝对江南的控制及其失策

公元589年,隋军灭陈,统一全国,隋政权面临控制江南“易动难安”的地方势力、巩固统一局面的问题.隋政权据有江南后所面临的形势较之西晋灭吴时要复杂得多,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使南北之间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随着江南腹地经济的长足进步,浙东山地、赣江流域以及福建、岭南都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地方豪族,亦即史书所谓“溪洞酋豪”,这些“顾恋巢窟”的地方豪族趁梁陈之际的混乱局势,起兵控制了地方政权,与孙吴以来的三吴豪族和西晋末徙于江南的北方士族一同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隋政权要安定江南,必须针对江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关键在于处理好隋中央政权同新被纳入其统治之下的江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消其反侧之心.可是,隋文帝杨坚灭陈后针对江南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未达到控制江南,维护统一的积极效果.试分述于后.     

兰亭及其历史文献

兰亭因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与谢安、谢万等四十二人修禊于此而著名,成为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名胜古迹。兰亭建于何时,历史上没有记载。清于敏中认为:“或云兰亭非右军始,旧有兰亭即亭堠之亭,如邮铺相似,因右军禊会,遂名于天下。”这当然仅是一种猜测的话。兰亭位于何处,历史上记载也不明确。按照王羲之     

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

宰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说明宰相的影响遍于天下,宰相之重系国家安危。古代把宰相喻为围君的腿和臂,又比作制造陶器的转轮的中轴,即所谓“与元首而同体乃谓之股肱,秉邦国之会要乃譬之钧轴。”儒家把贤相与圣君并提,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首要条件。宰相制度的历史久远。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真正设官为相,从战国的秦开始。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从秦至西汉,以丞相、相围或三公掌宰     

贾谊《论积貯疏》注译

[原文]: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     

“YI”字杂考

考证“YI”字为汉《衡方碑》“褘隋”之“隋”辗转而误,“褘隋”与《毛诗·羔羊》“委蛇”音义相同;《隶释》谓“褘隋”出《韩诗内传》,本员兴宗之说,并非洪适臆说;《韩诗》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尚未亡逸,《韩诗》亡于五代后、亡于政和建炎间、至宋亡之已久诸说,皆非是。     

冯玉祥教训蒋介石的轶事

一九四五年冬,冯玉祥先生自己从《六韬·文韬·文师》中节选了一段话,从“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起,到“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止,用隶书写成一幅中堂,作为蒋介石五十九岁生日的贺礼。这是蒋介石坚持独裁卖国,冯先生教训他的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冯先生还多次送“书”给蒋介石读。这“书”不是一般的书,是冯先生从古今中外的著述中节选出来的段落汇编而成的,内容集中在对外御侮、对内民主两点。冯先生读书时遇着合适的段落就选一段,有时也叫他的秘书帮着选几段,这样积累到若干段后,由他排个顺序,再交给在他家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