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离骚》中“予”字造成的错解试析

“子”字一般作自称代词和动词解，在《诗经》里有作语助词解，如“予望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倡予和女”。《楚辞》里也有作语助词的“予”，如“目眇眇兮愁予”、“芳菲菲兮袭予”、“全邻邻兮媵予”、“诏西皇使涉予”等等。先秦典籍盛行通假，“与”可作语助词、句末助词。“予”也可作语助词、句末助词。明确此项，对正确注释、翻译《诗经》《楚辞》有极大帮助，可以纠正其中的历史性错误。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

牟宗三先生对道家与天台宗圆教的义理进行过深入阐发,认为以王弼、郭象为主的道家玄义固然圆融,但其中所含的道家式的圆教,还没有达到天台宗以“存有论的圆”作根据而发挥出来的圆教内容,即只能说是主观的作用的圆,而不能说是客观的存有论意义的圆教。顺着牟先生的思路,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可以从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角度展开：从王弼以“无违”来体会自然,通于郭象的“与物冥”之义,这就可以开出回应外物的作用,而无为就含无不为;又从庄子注中的逍遥义,论证郭象的相关诠释已经表达了对一切存在的不同情况都加以肯定的存有论之圆“具一切法之义”;于是郭象所表达的道家式的圆教,其内容虽然不若天台宗之丰富,但是二者在义理层次上是相同的,通过玄学的内容,可以帮助了解天台圆教若干重要的说法。     

小议“名量”词的范围

本文针对以往“名量”式合成词判定标准不明确的情况，通过与“名名”式词的比较，提出确定“名量”式要从语素义与词义关系的角度着手，对曾被看作“名量”词的一些词语进行了分析，重新划定了“名量”词的范围。     

古汉语假设连词“使”的来源及虚化过程

使令动词“使”常出现在兼语式中，兼语式中“使”的意义主要有三种：命令义、致使义、容许义。这三种意义形成一个意义逐渐虚化、动作义不断减弱的序列，这种语义变化与其处于兼语式的句法环境密切相关。假设连词“使”是表“容许”义的动词“使”的进一步虚化，它的假设义来自于语境。     

“给予”义给字句紧缩式的句法分析

本文在最简方案框架下,运用vP壳讨论现代汉语中几种典型“给予”义“给”字句的生成,探索这些句式的句法特征。现代汉语几种“给予”义“给”字句是典型与格句在不同句法层面上的派生。典型与格句能否转换为双宾语句式受动词语义特征的影响,只有带“移出”义动词的给字句才能转换成双宾语句式,并进入紧缩式。如果动词只有“移动”义,不带动作趋向,句子进入紧缩式就会产生歧义。句子歧义可以通过区分具体语境中动词的“移出”义和“移入”义来消除。     

《手批尔雅义疏》同族词疏证七则

《手批尔雅义疏》是近代著名语源学家黄侃从事语源研究实践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批语中系联了大量的同族词。经过系统梳理，并运用同类互证方法等加以验证，可以发现，“荎：挃”、“殻：螯”、“睔：棆”、“憋：鷩”、“跳：狣”、“串：贯：毋”、“讹：化”等还没有被现当代学者证实的同族词确实存在同源关系。     

勾栏·行院·昇平署考释

中国汉字，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往、假借，一字一形、一声、一义，或有一字数形、数声、数义者，形、音、义结合，组成语辞，则情况复杂。因此，要准确理解、把握一个语辞的本义及其引伸义、假借义等多种义项，必须从一字一词的构造、演变等情况着手，并将之置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心理的发展背景中加以考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很基础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故笔者不揣谫陋，选拈三例，予以考释，抛砖引玉，并冀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勾栏“勾栏”是宋金元时杂剧、百戏等戏曲曲艺演出的场所。“勾”字本作“句”，于甲骨文中已见…     

试谈句尾“为”字

文言文中用于句尾的“为”字,多解释为“语助”“语末助词”“疑问语助词”或“语气词”。但也有另作解释或持怀疑的。《马氏文通》就说:“‘为’字有解作语助,不为义者;有解作‘有’字者;至解作断词,则见询问代字节;今皆解作介字,亦     

陕北方言反复问句的句法形式

陕北方言的反复问句最常用的形式为“v neg” :其中动词的肯定式和否定式之间一般要附加一个语助词 ,即“v prt neg” ;有处所宾语时 ,往往把宾语提前到动词之前 ;在语义和语用上 ,它和普通话的相应形式也有差别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郭沫若研究考订三则

<正> 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学者郭沫若一生十分重视考证,并把它当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他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我国传统的“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等训诂方法,并创造性地联系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国古文字,其功甚伟.他采用“书内求证”与“书外求证”相结合,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结合,正面论证与大胆反证相结合,古文献与古文物互相释证等方法,并特别注重史料真伪与时代性的考订,其创获之丰,亦为学林所称誉.     

英语双及物动词及其构式的语义研究

本文在Goldberg构式语法的基本理论框架指引下,从双及物结构的基本语义“给予”义出发,根据动词本身“给予”义的强弱,将动词分为三类:动词本身有“给予”义;动词本身没有明显的给予义,在双及物构式里,通过转喻隐含“给予”义;动词本身没有“给予”义,只是在双及物构式里,使其潜在的“给予”义得以表达。并对各类动词的构式特征作了分析。     

宿松话中的一种特殊双宾句

宿松话双宾B式是一种特殊句式,进入双宾B式的动词都必须具有“给予”义,这些动词可分为典型“给予”义动词和非典型“给予”义动词。双宾B式具有极强的制约性和句式赋义性。双宾B式来源于省略了介词的介宾补语式。     

浅论日语“ハ”与“ガ”的助词功能

弄清日语助词“ハ”与“ガ”的功能意义和根本特性 ,是分析和理解日语句子的关键之一。     

“动静”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

“动静”先由词组时的“行动和止息”义演变为概括性的“行为举止”义；然后在组合关系变化的推动下，进一步转指为“‘行为举止’的情况”义，并最终泛化为“（探察的）情况”义，从而完成了词汇化。“动静”词汇化的意义是由“动”、“静”共同参与形成的，偏义成词说并不成立。     

现代汉语程度构式“X得可以”研究

“X得可以”是现代汉语高程度构式,构式构件具有一定的准入限制,构式整体既可以位于句中作谓语,也可以作为句中的独立结构。其构式义可以概括为：说话人通过情态肯定义“可以”凸显“X”达及的高程度“。X得可以”构式形式上由“X得Y”与“可以VP”两个构式叠加,继而省缩“VP”而来。“X得可以”程度义来源得益于语言的类推原则和“可以”从肯定情态到高程度的跨域投射。     

《老子》经文校正遗留说略

阐释《老子》经义，以音义互证为主要手段的经文考证是基础，在这方面前人做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有明显不足：一是没把以义证音的原则贯彻到底；二是把以音证义的内容看得过于狭窄。     

从处置义句式的原型范畴看形式动词句的特点

形式动词句具有处置义，与“把”字句、SVO结构、受事主语句等构成处置义句式的原型范畴，在形式上它们具有变换关系。除了SVO结构，其他三种句式都是将受事置于核心动词之前。形式动词句和“把”字句在结构形式和处置义方面表现出平行性，非典型“把”字句和典型形式动词句共性较为显著，常可以用来对同一事件进行编码，但形式动词句的结构比“把”字句更松散，处置意味较弱。典型“把”字句是一种对“把”后受事有所移情的主观处置式。形式动词句则是一种客观处置式，具有表好表多的语义倾向，是编码复杂事件的优选项。客观构式的形成借助了介词“对”的语义、语法特性，以及语块“形式动词+动词”对动作过程的凸显。     

兰州方言“把XV”构式分析

兰州方言“把XV”构式中,“把”具有提宾标记之外的强调功能,而这种强调功能的获得与“把XV”构式的动词采用光杆形式有关,动词韵律分量减少导致“把”的标记作用加强.讨论和分析兰州方言中的这种构式,考察其适用语境、构成成分特点及构式义,并在考察中着重注意各成分与句子重音分布的关系后,笔者认为,“把XV”构式是连接普通话把字句和兰州方言强调“把”后成分的把字句之间的过渡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