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标确权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近几年来,商标确权周期长、成本高、异议权滥用等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商标确权程序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实施商标战略,必须重新审视商标确权程序的各个环节,以商标确权程序的法理为指导,合理选择和整合现行商标确权程序,构建公平和高效的商标确权制度。     

用能权相关法律问题辨析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用能权交易制度,与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节能量交易等其他同类制度相比,用能权交易制度具有自身独特之处,加强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用能权市场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阐明用能权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从法律角度对用能权的概念及属性、初始用能权确权行为的性质、用能权与能源使用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用能权兼具公权属性和私权属性,当前不宜也不必在相关立法文件中对其法律属性予以明晰规定;初始用能权的确权行为属于行政许可,用能单位由此获得的用能权是一种特定的能源使用资格;用能权与能源使用权之间虽然没有包含或交叉关系,但是具有密切关联性。     

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的权属问题及其风险防范对策

科技成果既包括了实用科技成果,也包括了理论科技成果,涉及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一切智力成果。清晰界定科技成果的权属可以市场机制为中介,充分实现科技成果的最优供给与价值最大化,促进科技创新的供给与转化。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有关科技成果权的规定存在着科技成果权利性质认识不清、科技成果权利归属不清的问题。针对如上问题,应从私人风险防范与宏观风险防控两个视角对其加以规制。     

“制止混淆”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中的运用

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并由此引发的纠纷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学术界及实务界对其争论最大的就是混淆误认问题。制止混淆原则是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一项重要原则，以混淆作为商标与商号权利保护的评判标准，在解决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是否造成混淆作为确权依据，就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认定混淆的判断标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问题上，体现了制止混淆原则，但仍存在规定不明确、实践中操作不易等不足。需要借鉴国外相关做法，从确权环节开始制止混淆，并且有条件适用“在先权”，从而建立一种有效制止混淆、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机制。     

论中国物权法中的渔业权制度

依照《渔业法》规定所取得的渔业权 ,属于对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在民法上 ,渔业权属于“对他人之所有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为用益物权。但是 ,现行立法中有关渔业权的法律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建议在物权法中将渔业权作为用益物权单列一章加以规范 ,科学地界定渔业权 ,合理地设定渔业权适用的对象和范围 ,明确规定确权的程序和争议的解决办法 ,明确规定渔业权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论我国专利确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从"行政一元制"到 "行政与司法二元制"

专利确权制度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中,出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妥善解决纠纷的目的及要求,已有法院尝试突破"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的藩篱,有逐渐从完全遵从专利权的有效性推定向主动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过渡的趋势。在青禾公司诉共创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原告涉案专利权不具备创造性授权条件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并未直接认定涉案专利权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诉诸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对一审法院有限审查的做法予以肯定,但又以现有技术抗辩的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纠结之状凸显无疑。发回重审,可能的局面会是重回法院中止诉讼,等待专利无效宣告结果的老路。"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导致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亟待对之进行改革。现有改革方案可分为"赋予法院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和"确立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制度"两类。然而,现有改革方案各有利弊,有的缺乏理论支撑,有的缺乏实效性,且存在较大分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理想的改革方案应当是赋予法院恰当的专利权效力审查权,从而既能使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彻底解决涉案专利权的效力问题,同时又具备理论的支撑且不至于引发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现实冲突。法院与专利行政部门分享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并不会过度增加法院的负担,亦不会对专利行政部门职权的行使产生过大影响。同时,我国权力配置始终遵循功能主义原则,在不同机构之间分配具有争议性的权力时,所考虑的是将权力配置给最具有功能优势的机构。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符合我国权力配置的原则。最后,我国法院当前审理专利案件的队伍已经较为庞大和专业化,积累了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的丰富经验并提升了专业能力,足以胜任专利权效力审查工作。"二元制"确权模式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有望解决我国现行专利确权制度所引发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直处于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从"稳权"到"确权",从"权益保护"到"还权赋能",土地产权制度的演进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新征程。立足于新时代国情和农情,加强农地产权问题研究,对于深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我国民法上的发现权——兼论将发现权作为科学领域荣誉权的理论构想

我国民法上的发现权制度源于前苏联的科技成果权中的发现权制度,《民法通则》将其纳入知识产权体系是立法错位的遗留问题。发现权在性质上不是知识产权,我国司法实务对发现权的定性实为科学领域的荣誉权。建议以《人格权法》起草为契机,将发现权改造为一种科学领域的荣誉权,纳入人格权体系,对发现的判断标准、发现人的确认、发现权的内容和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吗？——基于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的分析

农地确权是中央从深化农村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确权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也影响其承包地处置。基于苏、鲁、皖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经营权退出,但却抑制了承包权退出;经营权退出在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农地确权后,农户一旦选择流出自己的土地,就不会轻易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因此,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需要系统评估农地确权的制度绩效,将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联动考虑,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农村土地确权的法律问题及制度构建

土地问题是决定我国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关键,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通过土地确权工作,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时期农村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受历史条件限制,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法律体系不完善、土地产权主体法律界定不清、集体土地产权内容规定不合理、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冲突等,加大了我国农村土地确权的难度,制约农村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化经营,通过实证分析农村土地确权法律问题,以土地确权法律制度构造为视角,提出解决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法律制度路径,实现土地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衔接。     

论海南积压房地产的行政确权

海 南积压房地产是 特定历史时期 的产物,普遍存在 着手续不全、产 权不清等问 题,因此,盘活积压 房地产必须首先 明确产权。行政 确权具有特定的 法律效力和功 能,对积压房 地产的确权原则 和程序也与正常 的房地产有所不 同。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有关问题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当前我国农村进行的重大制度改革,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不断强化农民对于土地的实际控制,不断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可以实现农民土地承包地块、面积、合同、权属证书"四到户",可以实现从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转换,这将对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收益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消费?

农民消费行为的产权含义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农地确权Ｇ土地功 能Ｇ收入结构Ｇ农户消费”的分析框架,探讨农地确权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内在机理.分析表 明,农地确权契合国家宏观经济扩内需、强消费的内循环政策导向.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 PSMＧDID 模型估计农地确权的消费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人均服 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进一步证据表明,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 农地确权政策将显著提高其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兼职农民家 庭中最为显著,但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带来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出挖掘农户消费背后的产 权含义将有助于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消费.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环境的构建

针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环境存在的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环境的构建。结合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比较国外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环境应从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环境、发挥科技中介职能、完善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     

基层干部对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的四个维度评价——史密斯模型的一个解释

当前,我国农村存在土地权属争议,土地确权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护农民权益至关重要.基层干部作为土地确权政策的终端执行者,切实参与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对土地确权政策的执行过程具有最直接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评价.将史密斯模型理论框架引入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评价,基于基层干部视角从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维度探讨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朝向"政府主导—基层执行—社会监督—农户参与"的良性态势发展.     

土地确权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理论思考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已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工作。但理论界及业界对土地确权仍存有疑虑:一是确权是否会导致土地私有化;二是确权可能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三是确权可能有违初衷,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对于这些问题,应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发,结合马克思产权理论和中国农村国情,厘清农村土地确权不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确权有助于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保护农民应有的土地权益。土地确权后的土地流转应在农民享有土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下进行,即农民享有长久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和获得合法合规的土地流转租金与履行耕地保护义务、遵循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相一致。农村土地科学、规范、有序流转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宅基地资格权内涵界定与实现方式的研究热点与展望

宅基地资格权是保障农民对宅基地享有资格的权利,为明确其内涵界定及实现方式,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等方法梳理其现有的学说与实现路径,尝试厘清与宅基地资格权相关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为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依据CitespaceⅤ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目前专门针对宅基地资格权的发文量总体偏少,研究机构多为高校,涉及法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宅基地资格权领域的相关热点可归纳为“资格权内涵界定”、“资格权实现路径”、“乡村振兴”;学术界对宅基地资格权内涵界定与实现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其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确权不清及相关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宅基地资格权未来的研究趋势集中在权利性质实施、有偿退出等方面。     

信息主体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本文从一起社会热点出发,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问题。在理论上,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信息主体应当享有个人信息权。在立法上,规范性文件回避了对信息主体的确权,通过行为性规范来限制信息管理者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在司法上,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侵权诉讼数量很少,胜诉率也很低。在相关诉讼中,法院一般基于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利来审查侵权构成与否,个人信息不具有独立价值。本文认为,基于立法资源以及司法倾向,个人信息在短时期内很难被确定为内涵明确的权利类型。     

论我国商号权的保护

在实践中法律对商号权的保护常常与其他知识产权 (如商标权 )的保护发生冲突。商号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在我国对商号的保护仍以登记为条件。现行立法没有使用综合性的“商号”或“商业名称”的概念 ,由不同商事主体享有专用权的企业名称 ,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只保护企业名称不保护商号的法律格局。但对商号权的保护力度明显低于对商标权的保护。在商号的确权环节上 ,行政法规没有规定与在先商标权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不得登记为企业名称。本文认为 ,解决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 ,应以在后一方是否不正当地借用了他人商誉为标准 ,而不能单纯以是否“在先”为依据 ,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建议制订一部《商号登记法》。不断提高执法水平是预防与解决权利冲突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