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意识与《魏书·西域传》的书写

《魏书》为北魏周边的民族设立合传,独为西域设立专传,表现出对西域的特别关注。史官仿照《汉书·西域传》的体例设立《魏书·西域传》,是对汉王朝疆域意识的继承。通过对西域的历史沿革、地理物产的书写,《魏书·西域传》传递出北魏对西域的疆域认同。以魏都为丈量起点,叙述西域诸国的方位;以华夏文明为标准,评判西域的社会风俗;以德抚为原则,处理西域与北魏的关系,这都是《魏书·西域传》具有王朝中心意识的体现。《魏书·西域传》的生成受到了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书写塑造了北魏位处中央的大国形象,配合了北魏建构大一统王朝的需要。     

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

自太延元年起,北魏的西域政策发生变化,中西交通开始恢复并相继出现三次高潮,愈到后来,中西交通的规模愈大,在景明元年以后,除了西域诸国,有97个国家和地区与北魏通使往来。其规模远超两汉,并启隋唐中西交通之盛,承前启后,影响深远。同时,考诸北魏的中西交通史,也可以看到,影响当时中西交通盛衰不定的主要因素在于,北方柔然以及沿途吐谷浑、高昌、高车、鄯善等国是否加以阻挠,中西交通每次高潮的到来与维持都以北魏在军事上解决相关障碍为前提和背景,这一点与西汉时中西交通时常受到匈奴以及沿途诸国的阻挠的情形十分相似。随着中西交通的展开,中西商贸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北魏在贡赐贸易中并未获得实惠,相反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倒是民间互市使中西方各国各得其所,兼受其益,这在河西走廊和陇西丝路沿线城市尤为明显,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北魏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     

北魏西北丝路的利用

北魏太武帝时,董琬等人出使西域,打破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交通的停滞局面,此后中西间交通和交流出现了高潮.北魏时中西交通主要利用了从河西入西域的鄯善道、伊吾路,有时也利用吐谷浑之路.北魏时中西交通的开展,为隋唐丝路交通的高峰奠定了良好基础.     

北魏《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与西域鄯善国

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其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其价值方广　，许培玲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中西古代交通之重镇。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内地传播，敦煌也就因此成为佛教的重要活动地区。北魏以后，敦煌一直是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直至宋初，敦煌战乱较少，社会发展...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

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军事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攻略西域的军区由四道节度（khrom）组成,与其河西、关陇、川康、西洱河等战区相平行。节度之下的基层军事建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给养方式则出现分配土地、资财登记造册、军粮统一发放等形式,相应地引发职官体系及其职能的调整。     

誉满中原画坛的尉迟乙僧

汉代以降,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把经营西域当作一项国策,中原文明远播西域各地,西域文明也辗转流入中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互交汇,形成经纬不离的密切关系。当时西域各地许多人流寓中原,入居都城。北魏时的洛阳,西域人竟达万户之众。到了唐代,长安的西域人也可以万户计。在洛阳、长安熙来攘往的西域人流中,就有来自于闯的著名画家尉迟乙僧和他的父亲尉迟跋质那。他们把西域绘画中的晕染凹凸法的技巧传到中原,使中国画贯用的线描手法产生了突破性变革。同时,他们又如鱼得水,很快以自身独创的绘画风格融汇于中原文化的深泽巨川之中…     

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

3—6世纪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路的发展有如下四个重要时期,一是由于曹魏、西晋政权与草原路东端车师后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兴盛一时;二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与西域的交往主要利用了草原路。这一时期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三是北魏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柔然利用了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四是北朝后期,一方面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的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需要利用草原路,另一方面北方新崛起的草原民族突厥利用草原路沟通与波斯、拜占廷的联系。     

《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

《洛阳伽蓝记》以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兴废为题,记述了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该书不仅可视作了解北魏洛阳佛教史及社会政治史的辅助材料,而且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洛阳伽蓝记》的内容涵盖了地理、历史、宗教、风俗、文学等各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资料价值。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论五代、两宋词的南方化历程

词作为一种文体 ,在其早期阶段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气质。从晚唐、五代开始 ,词的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 ,到宋代 ,词已经完全成为具有浓郁的南方特色的文学。词的南方化特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 ,作者以南人居多 ;二是词的内容以言情为主 ,意象多为南方风物 ;三是风格以婉约居多 ,意境具有朦胧、精致、温润的特点     

张之洞与中国经济近代化

张之洞对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这种贡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无论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金融业,还是商业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他所做所为的主要目的不能脱离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但是客观上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以及推翻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式与地理因素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格局真正确立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综合考察和具体分析统一战略的制定与运用,对于当时历史的走向,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法和地理因素,揭示蕴藏在统一战略背后,制约与影响统一战略实施的文化思想内涵,即:当时人们在判断认识统一大势是否成熟时,其依据的思想方法论是"用中适时";在统一战略的运作实施方面,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原则性和贯彻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统一目标的理想追求上,是着眼于"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最高境界,以超越狭隘的民族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为宗旨。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秦汉地理环境与统一战略实施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我们今天恰当评价当时统一战略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论汉儒仲长统的救世主张及其思想转变

面对东汉末期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仲长统在哲学层面对谶纬迷信之学予以猛烈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救世主张。他以"存亡迭代,政乱周复"的历史观作为理论根基,以"损益兼行"作为具体的操作原则,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天人观为价值追求,提出了抵制任人唯亲、选贤举能、以刑助德、打击豪族、恢复井田制度等思想,对匡正汉末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仲长统的救世主张最终没有得以落实,但其以儒为宗又兼含儒道的特质符合汉末的思想发展趋势,他对于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也成为中国古代末世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