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村寨向"经济型、社会型、全面型"发展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由于历史和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型"、"社会型"和"全面型"三种类型.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认识并梳理云南少数民族村寨发展线索,找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发展的对策和思路,显得十分紧迫.     

文化资本视域下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分化——基于湘西的考察

民族村寨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农业文化的基础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文旅业成为民族村寨发展经济、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入手,以湘西部分民族村寨为样本,结合场域分析,构建了包括场域、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分化行动逻辑框架,从文化资源、文旅业发展及其社会组织关系、村落精英能力、社会网络等方面,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场域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研究引入文化资本理论,拓展了民族地区村寨研究的路径与视角,深化了对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问题的理解和阐释。     

社区营造与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

当前乡村文化多从文化的表象层面进行建设,一是相对现代文化或主流文化的认识,针对贫穷与落后的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造建设工程;二是从文化多样性原则出发,针对快速消失和同质化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工程。这忽略了文化空间及其整体性的内在关联。透过文化政策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自觉,社区营造作为一种强调社区自主的文化重构过程,对建立以民族村寨为社区平台的乡村文化建设机制具有借鉴意义。     

民族村落型景区管理与决策的新思路——回归分析法的应用探讨

现代社会中,民族村落与旅游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些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以村落形式存在的景区,既是居民的生存空间又是游客的游览空间,这类景区的管理涉及方多、难度大,关系到社区的长期和谐发展。其中,对居民意见的了解和认知是管理部门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通过对四川省丹巴县甲居藏寨景区的走访,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意见,运用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统计分析结果为村落的管理决策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基层社会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考察受到三种社区研究传统的影响。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满铁调查"传统强调的是对村落性质的考察与分析,而海外人类学的研究则试图从村落中透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三种研究传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甚至在研究立场、范式、方法上出现某种融合,形成一种"以村落为中心的方法论"。不过,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悬置了国家的自主性,对于还原或揭示中国基层社会的本来面目以及内在的发展规则可能构成限制。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村落文化精英”的重塑——基于鄂东黄村的田野观察

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中切实存在的社会群体以及其所拥有的文化形式"。本文以对鄂东黄梅县黄村的乡村教师的田野观察为基础,从乡村的微观生活场景中,从农人视野中关注村落教育、关注"传道授业解惑"的乡村教师,分析了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希捕捉乡土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培育塑造以乡村教师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推动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     

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研究——以可邑村为例

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的可邑村作为案例地,对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运用居民感知评价指标假设,并分析利益分配机制对当地居民的感知影响,得出了居民对社会文化、社区公共环境建设和社区参与的影响感知最强烈。此外,社区居民对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感知基本上也具有一致性。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冲突演进与应对之策——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

反贫困一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在边远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程中,归纳旅游扶贫社区的冲突应对模型,以期促进中国旅游扶贫工作的持续发展与精准化管理。文章以田野调查和访谈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内蒙古中俄边界室韦村在旅游扶贫进程中的个体应对与冲突演进,从"精英式"和"大众式"的不同应对过程,归纳旅游扶贫社区的冲突问题。研究发现旅游扶贫村寨社区参与过程中,社会冲突从探索期的群体内升级为参与期的群体间冲突;参与期出现了村民收入增加与生活满意度相背离或双低谷现象,这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冲突的破解和应对要充分认识社区生态的"非理性",通过授权把握发展节奏,发挥主体能动性,并注重多元化发展和差异化管理,才能真正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社会性与国家性

对广州老城街道中三个典型社区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观察表明,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呈现一种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交融及互动的状态.这种交互状态已不是传统中国"国家消融在社会"当中的交互性,而是某种"新传统"中社会驯服于国家的交互性.在当前主要由国家推动的城市社区建设当中,社会的力量仍然弱小,自组织的道路仍很漫长.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且国家性强于社会性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江村经济》再读

《江村经济》(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作者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该书1939年在英国出版,其微型社区研究开启了文化人类学的新篇章,被列入"国际社会学丛书".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乡村变革中的公民意识——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的文化动力分析

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进行的村落社区建设实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村落社区内部开始改变传统社会以来积累下的关心个人、公共事务冷漠的文化现状,逐渐出现一种有着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以及关心集体事务和利益的公共意识,这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为公民意识.这一意识是村落社区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当然,这一公民意识也是有限的,还具有明显的村落本位色彩.要帮助农民开拓事业、树立更加广阔的视野是未来公民意识培育的关键.     

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空间-行动者、权力与治理——近年来有关社区研究文献述评

本文梳理了1990年代以来有关社区研究文献,发现国家-社会范式是构成近些年来中国社区研究的一条主线,社区空间-行动者、社区权力与治理等研究均离不开这条主线,只不过是对其进一步细致化、微观化、深入化或者技术化了.社区研究亟需一种对各种理论范式的整合性研究和对当前社区秩序的一个合理、深入性解释框架.     

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

引入文化治理的概念,以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村落社区治理中的机制与功能。研究发现,老年人协会在实践中孕育了契约主义文化,为村庄权威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社区文化网络的支撑,并提高了农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参与度,增强了农民的社区认同感。老年人协会滋养了社区的公共性,恢复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缓解了农民的焦虑感,使农民得以找到生命的归属感和行为表达的制度化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秩序稳定。     

以“有形”过渡到“无形”：中国社区研究史再反思

中国社区学派的突出特色是以“社区”作为具体载体来透视“社会”或“国家”,通过“小地方洞察大社会”的方法论,希冀从“有形村落”认识“无形中国”.研究社区、超越社区,“有形”过渡到“无形”的社区研究路径,既是学术场域的内在传承动力所致,又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和国家情怀使然.中国社区研究可以通过渐进式的三个步骤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逐步认识“无形”中国.文章通过对中国社区研究史的回顾,试图回答社区研究从有形社区到无形国家之间的学术追求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当前学人何以可为,并反思“有形”过渡到“无形”,究竟是“学人宿命”还是科学的内在要求.     

苗族村落社区消防预警教育机制的文化诠释——以黔东南苗族“洗寨”习俗为例

作为黔东南苗族木质建筑村落这一特殊文化空间普遍共享的原生宗教仪式--“洗寨”是苗族先民对“火”心存敬畏的文化表达。同时,作为苗族村落社区的“重大事件”,“洗寨”仪式调用神圣与世俗的力量巧妙化解社区矛盾,强化着社区内部习惯法的公正与威严,让防“火殃”、敬“火神”以“社区指令”的形式潜入群体成员的意识中,进而实现对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内化约束,降低社区消防风险,因而成了苗族村落精英借用传统的文化力量实现社区管理的策略与手段。     

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探析

从认识论、研究战略、资料收集三个层次,可以见出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的特色,即具有本土特色的功能主义认识论,微型社区研究策略,以及参与观察与访谈技术.     

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地区凭借独有的旅游资源发展起旅游业,民族村塞旅游业的不断兴起,逐步替代了区域内传统的产业.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民族旅游村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而详尽的概括,并对当今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文献资料和丰富成果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的局限性.通过综述,反映了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的进展、学术动态,提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重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期促进新时期下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