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公安派性灵说对晚明小品文发展之影响

公安派性灵说对古代散文发展最大的影响是为建构晚明小品文的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性灵说从理论上清算了拟古文风的错误 ,破除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 ,确定了“我”在散文创作中的生存环境和自由发展的文化空间。这样就为小品文艺术精神的确立、审美价值的确定 ,和表现艺术的自由发展 ,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推动晚明小品文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论略

:汤显祖是晚明的重要作家之一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中最有影响的诗文流派。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密切 ,主要表现为 :首先 ,汤显祖先于公安派作家崛起于文坛 ,前者是后者某种程度上的先驱 ;其次 ,他们又是反对文学复古的盟友 ;第三 ,汤显祖与公安派成员共同的理想基础是阳明心学 ,他们都崇仰李贽     

"血脉则苏"--论公安派的文人传统及其他

本文拣取苏轼本身既有、且被公安派文人着意强调的"辞达而已"、"胸中无一点俗气"、"官位曾翰林"、"以文为戏"等四个方面,论公安派在文学语言观、精英意识、政治抱负、文学创作态度上与苏轼的精神承接,进而表明,公安派一方面与前代文人脉息相通,另方面也是后代文人不可回避的文化资源.     

公安派诗学的重新考察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 ,公安派与载道派相通 ,都将内容视为作品的基石 ,较为忽视艺术表达。“性灵”一词含义颇多 ,公安派所说的“性灵”偏于私生活情趣。三袁认为 ,表达出了这种情趣 ,就是好诗。“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有其深厚的哲学渊源 ,而就作家气质而言 ,公安派受楚骚传统的濡染尤为明显     

试论江盈科对公安派文学的贡献

长期以来,江盈科常常被认为公安末流或“三袁”配角而饱受轻视。其实,他是公安派的一位重要作家,因为他不仅积极参加了公安派的创建,而且在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     

20世纪公安派文论研究

“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高举“性灵”大旗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他们以“性灵”为核心 ,主张文随世变的发展观 ,强调诗文创作“真、质、趣”的标准 ,提倡文学宜今宜俗之说 ,高度评价小说、戏曲和民歌等通俗文学 ,成为其后性灵文学发展衍变的思想和理论根据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李贽与公安派渊源探析

李贽对公安派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其理论建树上有启发作用。李贽和公安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又有某些偶然性因素。     

从师心到师心与师古兼重——从王学角度看袁中道对公安派理论的矫正

随着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代表的王学激进思想的日渐衰弱,晚明狂放的社会思潮渐趋消沉,整个社会进入到反思阶段,取而代之的是乘王学流弊而起的以东林学人为代表的王学修正运动,他们融汇朱、王,提倡心体与功夫、良知与格物并重。受此影响,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袁中道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早年倾慕泰州学派与李贽的狂放之学转向注重功夫的江右王学。与之相适应的是,袁中道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学理论,从早期反对复古,到后期弥合复古与性灵,直接启发和影响了之后的竟陵派。     

性灵与格套——试论阳明学与公安派文学主张形成之关系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形成是阳明学去格套精神影响的结果.袁中郎将去格套的精神引入文学世界,将去格套的哲学意义在文学上具体化,才使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在具体写作时有所落实,从而使"性灵说"不仅是有精神之理论,更是有方法之主义.     

"满族发祥依兰说"质疑

关于满族的起源———发祥之地 ,从三百多年前的康乾时代起就有不同意见。归纳起来有长白山区、黑龙江流域、三姓 (依兰 )三种说法。康熙皇帝于 1 678年派内大臣武默纳祭祀长白山 ,宣称有“东方乔岳”之称的长白山是其皇祖发祥之地。并说泰山是长白山之回脉 ,他祭祀长白山犹如历代帝王祭祀泰山。但康熙皇帝仅仅说长白山是其皇祖龙兴之地 ,而未说是整个满族的发祥之地 ,这是很明智的。其他两种说法也因有其片面性 ,难成定论 ,遂成历史悬案。然而 ,近年来有学者认定满族发祥地为松花江和牡丹江汇合处的依兰县城郊马大屯 ,其理由或根据如下 :一…     

性灵说与创作主体论

本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剖析评述了“性灵说”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指出创作主体的“识”是作家创作勇气和胆略的标志,而“情”则为“性灵说”的核心,是创作的生命;“公安派”还从诗“趣”这一接受的视角,进一步肯定了创作的主体性。“性灵说”复苏了作家们的主体意识,也打破了“七子”的复古论调,给明末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袁小修与"公安派"之思想变化

袁小修明万历间与兄宗道 (伯修 )、宏道 (中郎 )排诋“复古”,激扬“性灵”,名重一时。他久困场屋 ,依傍袁中郎 ,以影自居 ,理论和实践上均为“公安派”主帅袁中郎之辅翼 ,是中郎《叙小修诗》所树“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的典范 ;在“三袁”中享寿最久 ,辞世最晚 ,于中郎等人身后总结反思整个流派 ,是“公安派”之殿军大将 ;又是晚明文学思想剧变关节性人物 ,不仅与万历以后文学思潮递变密切关联 ,且因钱谦益 ,影响延及清代诗文理论唐宋之争     

"再现说"质疑--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

"再现说"是一种艺术宇宙一元论,也即实际生活本体论.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它包括了曾经盛行和当下仍有影响的诸如"现实摹仿论"、"形象真理论"、"第二自然论"、"审美反映论"等各种各样的"客体性理论".所谓"艺术宇宙"是指以艺术、实际生活(感性事物)、艺术家(心灵)、艺术欣赏者(内外感觉)来概括、类分、界定、标示自然社会、物质精神、主观客观、感性理性之所有事物的有机统一体,它不在其它任何总体性宇宙之外或之内,与一切包罗万象的总体性宇宙大小等同."本体"则是指在知识论上为(投影性)现象事物的实在和来源,从而在价值论上必然是高于或优于现象事物的存在."再现说"肯定实际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本体和艺术宇宙的最后实在,即是相应确认了艺术不具有自身的实在性和独立性,只是实际生活的观念性假象或投影,和价值论上不及实际生活的低级事物.以"假"论艺术,正是一元论的"再现说"之理论核心、认识起点或全部秘密所在.然而,根据辩证法我们不难发现和证明,将艺术宇宙一元化,归艺术于实际生活的假像范畴,这不仅根本否定了艺术存在及艺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而且最终虚无化了实际生活本身,勾消了整个艺术宇宙.     

"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

牟宗三的<圆善论>旨在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为了说明道德幸福是如何生成的,牟宗三以存有论加以解释,本文将其称为"赋予说".但笔者认为,道德幸福并非主要来自于存有论的赋予,而是成就道德的内在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满足说".以"赋予说"还是以"满足说"解说道德幸福,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汉乐府"采诗"说再认识

关于汉乐府是否"采诗",学术史上存在过争论.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尽管西汉乐府编制中没有采诗人员,但是当时乐府"采诗夜诵"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保障,并对东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西汉乐府的"采诗夜诵"继承了先秦以来观乐省风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在东汉得以继承与发扬.正因如此,汉代乐府民歌才能较好地保存流传下来,并形成了统一的艺术精神及艺术风格而影响于后世.     

凤凰驼鸟说质疑

凤凰是汉民族的文化符号之一,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凤,经三千多年有的文化积淀,凤凰成为鸟中之王.历史上关于凤凰的原型有过玄鸟说、孔雀说、鸿雁说、山雉说等,何新先生考察了凤凰的形态与生态之后提出凤凰的原型是驼鸟的观点.本文经过分析,认为驼鸟的特征不符合上古文献里所提到的凤凰的区别性特征,因此,凤凰驼鸟说是不能成立的.     

纣王自经说质疑

公元前一○二七年,周武王率军渡盟津,战牧野,乘胜占领商都朝歌,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在这场武王伐纣之战中,纣王的结局如何,西汉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是有具体记载的。据说纣王“昏暴滋甚”,武王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反思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质疑"三目的说"

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指诉讼时效这一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目的,它反映了该制度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表现为该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民法学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这一问题,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通说为“三目的说”。笔者认为,“三目的说”的合理性能否成立,是令人怀疑的。本文立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及与其他制度的关系,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重新进行了思考。     

唐代性开放说质疑

唐代并不存在性开放的社会风气,从结婚、离婚到再嫁,唐人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对于婚外性行为,唐人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严厉谴责和制裁。所谓唐代性开放,夫妻之间不相禁忌云云,都是不能成立的。学者们之所以得出唐代性开放的结论,与他们对唐代胡化的过分夸大有关,他们认为中国北方、西方的少数民族曾对唐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过很大影响;也与他们研究方法的某种偏颇和失当有关,其凭空臆造、以偏概全、选择性使用史料、随意割裂和解读史料等不当做法,使自身的研究发生偏差。     

略论洪武朝的对外关系--质疑"厚往薄来"说

推翻元朝而建立起来的明朝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对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改革,但时移事易,完全恢复到过去已不再可能,对外关系就是其中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