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利益集团、制度变迁与乡镇政权改革

随着分税制改革、农业税取消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乡镇政权的一些职能趋于弱化,甚至趋于消失,文章正是基于乡镇政权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进一步弱化趋势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两种基本模型,得出我国有对乡镇政权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可行性,而不具备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的结论。     

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制度变迁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的需求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创新起根本的推动作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加入WTO与企业制度的强制性变迁

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加入WTO后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将使企业制度进行一次强制性整合。我国应当进行自觉的企业制度变迁 ,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使企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周秦间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主要过程——一个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分析

周秦间的土地制度变迁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采用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此间的土地制度变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周秦间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主要过程表现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地位升降与土地产权的不断变化,变革结果是土地国有的建立与土地私有的兴起,尤其是大土地私有制的蓬勃发展,为秦汉间的土地制度变革埋下了伏笔。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中国占有制度的变迁: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因素

制度总会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这一过程被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两种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作为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占有制度而言,亦会存在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的变迁过程,影响变迁的动因中既有社会动因、经济动因,亦有技术动因和观念动因,这些动因有诱致性的也有强制性的,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理论中汲取养分分析占有制度变迁的动因,找出其中的强制性动因和诱致性动因,对占有制度的变迁做历史解释的同时,亦为当代的占有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的注解和历时的支撑。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关系到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 ,关系到制度变迁的成败 ,因而选准制度变迁的时机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和退出时机 ,并用实际案例进行检验     

公共行政信息化制度变迁的发展动力与实施机制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决定政治绩效和社会经济绩效的根本要素,制度变迁决定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方式。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改革运动和公共行政信息化运动,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公共行政管理的内在结合,深刻地影响了公共行政创新的制度变迁和政府能力的提升。当前,世界各国公共行政信息化已普遍超越信息提供的初级阶段,正向以深化应用和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条件的日益成熟和技术界限的渐趋消弥,技术变迁的作用逐渐减弱,制度变迁日益成为公共行政信息化的主要动力和关键因素。本文拟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公共行政信息化的发展动力和实施机制进行研究,以探索公共行政信息化的发展规律,为建构信息化时代政府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成果。这种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在于国家战略选择偏好、意识形态、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官僚机构经济理性、政府公共服务知识等因素及其变化,而内在动因则在于制度供给成本、农民公共服务需求、农民利益诉求等因素及其变化。在变迁趋势上,其表现为由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由制度外向制度内转变、由外因向内因转变、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由非均等向均等转变。     

制度变迁与水资源安全

水资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本文在对中国水资源安全现状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中国目前的水质与水量危机源于制度供给失衡,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迫在眉睫,而水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因此,制度变迁与创新将是缓解中国水危机,促进水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

"经纪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20世纪后,建立现代民族一国家和对现代化的全面寻求,是任何政权为确立统治合法性都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此,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开始基层政权"正规化"、"官僚化"的同时,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业经济,也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乡村合作社运动",并由此形成了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两者之间的高度耦合性,致使合作社为乡村中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和赢利型经纪所操纵、控制,异化成为乡镇长、保甲长等强势阶层谋取小群体利益的寻租工具,最终损伤了政府的乡村合作社制度安排绩效.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失借鉴意义.     

加入WTO对我国资本帐户开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资本帐户开放过程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加入WTO以后,在其规则约束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下,我国资本帐户开放将在一定程度上中断其诱致性变迁历程,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异变使我国先前制定的资本帐户开放的若干战略部署面临调整,资本帐户开放(含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可能在条件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被迫提前进行.为了应付制度变迁过程异变带来的风险(或成本),我国在现阶段必须围绕如何降低转制成本这一问题,在不违背WTO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进行资本项目管理制度的创新.本文分析了这种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制期我国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     

论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与模式选择

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在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 ,制度是除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这三大经济理论的传统柱石之外的第四大柱石。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1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任何经济运作都存在交易成本 ,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 ,即如果不存在任何影响交易的障碍 ,资源的运作都会是有效率的 ,货币及各种经济制度也不会出现。制度的存在虽然与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相悖 ,但其目的正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促进市场运作。因此 ,制度不仅是各种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 ,而且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经济行为的结构来…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企业家成长是在制度变迁中进行的。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引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制约了企业家成长 ,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现实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之路在于制度创新和建立企业家制度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的制度伦理分析

笔者以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根据的分析,不仅要探寻其内在的经济根据,更要探寻隐藏在这种经济关系背后的深层次的伦理动因。本文拟从制度伦理的分析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变革（土地革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制）进行制度伦理分析,找寻其内在变革的伦理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的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