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合璧的元代康里部诗书家■■

元代康里■■是元代首屈一指的蒙古族书法大家,是精通汉和回鹘两种语言的诗人、书法家。康里■■潜心书学,对书学理论有一定总结。     

诗书合璧的元代康里部诗书家巎巎

元代康里巎巎是元代首屈一指的蒙古族书法大家,是精通汉和回鹘两种语言的诗人、书法家.康里巎巎潜心书学,对书学理论有一定总结.     

朱熹《家礼》以理格俗的有效阐释

宋明理学通过创造性转化汉唐经学的知识范式,开启了"经学理学化"的阐释转向。代表人物朱熹不仅成功打通"四书学"与"家礼学",还建构了一套崭新的礼学阐释模式,即将"三礼"置入唐宋社会转型后庶民现实生活,融入庶民思维、行为与习惯,纳入宋明理学之中且以理"格俗"。朱熹"格俗",是以天理、礼义为本,将不合天理、礼义之本者,以礼"废俗";将合天理、礼义之本者,"以俗合礼",最终使《家礼》得到公度的有效阐释。     

论北宋初期经学的因变

北宋初期的经学,以因循前代经学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孕育着新变的思潮。北宋初期的经学大师邢昺,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开启式人物,其思想呈现出因循与新变的二重色调。邢昺之后,义理之学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人物"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成为宋代理学的先行者。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元代诗经学刍议

元代政府规定科考<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由此,申述朱熹诗经学便成为当时学风之所趋.元代不少诗经学者诸如许谦、梁益、朱倬、梁寅、刘瑾、朱公迁、刘玉汝、胡一桂、罗复等人虽对朱熹诗经学做了大力卫护,但学术界的尚实精神并未消亡,而马端临对朱熹诗经学的大力挞伐,又给当时的诗经研究增添了一道靓景.元代诗经学在宋、明诗经学中具有承启作用,我们不能轻视其学术价值.当下的元代诗经学研究所出现的惨淡景况,是由目前学术研究过于追逐"热点"这一畸形现象所导致的,应该得到及时矫正.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郑玄《中庸注》的诠释特色

号称今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在注释《中庸》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具有鲜明的古文经学特色;而且注重引用五行说、谶纬说和公羊说以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鲜明的今文经学特色,成为兼采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在《中庸》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鲜于枢书法中“复古”书学思想的几点表现

鲜于枢是元代"复古"书学思想的主要提倡者,这一点无论从其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中都有所体现,尤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更是显露无遗。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从《李娃传》到《绣襦记》——看小说戏曲的改编传播轨辙

唐白行简《李娃传》以其叙事委婉、跌宕旖旎颇为后世所重,宋之话本,元之杂剧,每掇采其事,搬演于勾栏戏场。至明,朱诚斋以藩王之尊,翻为乐府;凌性德以书贾之好,收入虞初。弘治间,髯仙徐霖摭拾旧传新说,编为《绣襦记》传奇四十出,演之场上。一时毁誉并出,难分轩轾。盖自《李娃传》至《绣襦记》,其间已历七百余年,据娃传敷演为稗官戏曲者,实不能不受时代风习、地域文化之浸润,亦不能不受说部戏剧文体之限制而改弦更张,别裁演绎。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玉台新咏》张丽华撰录说献疑——向章培恒先生请教

章培恒先生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考证《玉台新咏》一书的撰录者很可能是张丽华。本文认为,对《玉台新咏序》尚需考虑不同角度的异读,而异读的结果将导致对《玉台新咏》由"一位妃子"撰录说法的怀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玉台新咏》"徐瑗撰",误书的可能性很大,把它作为怀疑乃至否定《隋书·经籍志》关于《玉台新咏》"徐陵撰"记载的证据,其否证力不足。刘克庄等人"徐陵所序"之说,其意思与肯定徐陵为《玉台新咏》的编者是相同的。     

论《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四书》著作

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十部明代《四书》著作基本体现出明代《四书学》阐发深至、注重体认经义等特点。《四书大全》虽然是因为其负面影响而被收入《四库全书》,但是在历史上它的价值并非仪具有弋获功名之用,同时它也被当作宋元《四书》文献的集成著作来使用。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英藏黑水城所出两件粮食相关文书再研究

许生根发表《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军政文书初探》一文,对4件与仓库粮食有关的文书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对其中两件文书重新释录整理的基础上,指出元代亦集乃路的粮食来源多元化,除了甘州等地、宁夏府路外,河东宣慰司也是其来源地之一。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浅论明传奇中的包公形象

明传奇中的包公戏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塑造的包公形象却十分鲜明。明传奇中的包公形象继承了元代包公戏中包公的清正廉洁、机智善断等特点,同时又有新的艺术风貌:包公形象渐趋神化,其权力被无限扩大,成了正义和公理的化身。同时,作者又赋予了包公更为贴近生活的普通人的性格,使其在戏中显得更具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