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理性化”到“合理化”——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的比较分析

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截然不同,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命运的展现恰好背道而驰.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因此,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价值失范与社会整合——现代化的一种辩证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社会建构的结构层次.然而,社会作为一种结构——功能系统,其内部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复杂的.为了避免长期存在的机械决定论的单线性思维,本文通过考察韦伯关于价值伦理因素对社会进化的积极作用的论述,试图从方法论层面勾画一种辩证视角,用于整合社会,避免失范.     

科学祛魅与人生意义的悖论——纪念韦伯“以科学为业”讲演发表一百周年

在"以科学为业"的讲演里,韦伯虽然阐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又在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下对它做出了扭曲性的解释:由于把事实与价值当成完全异质的东西割裂开来,没有看到需要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以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他在主张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具有祛魅效应的同时,又断言科学知识无法证成价值理念,甚至认为现代科学主要是消解了最高贵的终极价值,缺乏积极的人生意义,结果落入充满逻辑矛盾的自败悖论。     

失范空间的文学意象重构——评王华边地叙事的抒写旨趣

贵州仡佬族小说家王华的边地叙事开拓了文学中的乡村意象。她把道德失范引入假想性和象征化的纯文学写作中,并后设了一个异质的乡村空间。这个失范的空间隐藏着令人心忧的破坏力,给乡村的主体精神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王华把对现实问题的探讨扩展到乡村文化的思辨上。其中的理论构想、思考洞见和艺术形式,对于探索传统和道德、性别和欲望、正义和文明的关系提供了实验性的材料。由此,我们得以在人和社会的关联中进行反思,在反观城乡变迁的具体情境中突破现实问题,致力于创建积极的人类精神和实践品格。这是王华边地叙事的抒写旨趣,也是她作为一个乡土写作者的理想情怀。     

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

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     

“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以徽商为例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一观点被余英时称之为韦伯式问题。余英时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加以批驳。然而,由于两者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求证,而缺少实际的经验研究,因此,论证结果都缺乏强大的说服力。但同时,余英时也特别指出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可惜的是其本人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徽商以儒家伦理作为行动指南,既有勤俭、诚信品质,又有超越性动机和理性化过程,具备入世苦行精神,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儒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无实质矛盾。     

论韦伯“新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在人们追求同一价值伦理的生活伦理中,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在服从上帝的这个统一的固定模式之下,达到一种社会的和谐。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论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以西方伦理学为例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伦理学家如苏格拉底、洛克和摩尔等都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伦理学问题当成是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置,竭力确认伦理学与科学的正相关性,企望建立起“科学的伦理学”,走向了道德问题上的科学决定论.对于这种科学决定论,卢梭、休谟还有康德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他们要求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出分离,并预示了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伦理学不是自然科学,因而也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来把握.道德公理既不能经验证实,也不能逻辑证明.科学理性说明不了道德的行为,不能最终解决伦理问题,相反,科学对道德的承诺很容易变成对道德的暗中消解.这一点在西方伦理叙事的神学有效性那里可以得到佐证.     

方以智“三教合一”论之学术旨趣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倡言"三教合一"可谓独具匠心。本文通过对他晚期二十年内倡言"三教合一"之历程与重要观点的系统梳理,以强调:他之倡言"三教合一",不但是为其恪守"世出世"(入世即出世)之情怀作辩护,而且是为了确立其崇"学"理念以尽其文化学术上的担当。崇"学"非自方以智始,然而方以智崇"学"却有着时代意义,即它体现了明清之际知识主义的兴起,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学术在那个年代如何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     

资本原始积累与社会理性化的本质差异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各自进行了不同的分析.然而,一直以来,在韦伯学说的研究中,有人认为韦伯的社会理性化学说是对马克思从资本原始积累角度所作分析的补充甚至超越.这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不仅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异质性理论,削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而且直接影响到他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二者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涵和目标指向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不同分析,实质反映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形成的一般规律的不同认识.     

身体书写:小说的诗学与伦理——以郁达夫《沉沦》为个案

身体书写(用身体来思想)宣示的是“体验诗学”的理念.诗(艺术)论虽为“知性”行为,但身体之体验却是其立论最基本根基.脱离身体的诗论是反诗学的:它回避了诗与人生、人性间的诸多繁难与悖论.小说以诗学的方式触及人类生命的各个层面,相对于抽象的“理性伦理”,小说自有它的“叙事伦理”.在实践的层面,本文以《沉沦》为个案,以“体验诗学”为基点,辨析其中的情色、死亡、忏悔书写所蕴含的诗学与伦理问题,以此讨论“虚构”的艺术世界与“实在”的现象人生间的相同、相异之处,而情色、死、爱、出路等正是人生与艺术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编审的学术旨趣

编审的学术旨趣之“编审”采取广义的概念。包括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所有参与稿件的编辑、鉴审活动的一系列相关过程及人员的活动。结合编辑工作的内容概括编审学术旨趣的若干类型,可大致分布于六个方面,这些类型将编审学术旨趣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包涵了编审的个体行为与心理特征,还包涵了编审与出版物、与周围密切相关事物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将学术旨趣作广义的阐释。即编辑对于学术思想发展与传播的一种理想、愿望、情感、追求,可以引导其工作具有学术原动力,沿着学术规范的道路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层次、完善工作内容。     

关于理性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由新教伦理等因素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理性化特征,促使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从而使西方在近代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笔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理性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理性化之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西方世界所开创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与非西方文明的交流等等,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俄狄浦斯王》中“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

作为一部伦理悲剧,《俄狄浦斯王》主要围绕"杀父娶母"的"神谕"故事展开。本文认为:"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神谕"既是戏剧情节的"突转",又是剧情发展的焦点,推动了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戏剧人物伦理关系的变化。其二,"神谕"故事充分展示剧作家的叙述目的,即围绕着"神谕"故事而展开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忤逆、乱伦、恐惧、痛苦、绝望、罪恶、责任、自杀、自残、流放等伦理命题,体现着戏剧人物生命历程中所承载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神谕"故事的警示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必须遵守伦理禁忌,也体现了剧作家对血缘伦理秩序的维护,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希腊戏剧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

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韦伯以“理性化”切入到现代性的揭示与诊断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展开现代性悖论的阐释;马克思通过“异化”来揭示现代性悖谬,将“异化劳动”领会为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性一度”,并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实现批判,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体现为一种“双重批判”.文...     

萧伯纳戏剧中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以《巴巴拉少校》为例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巴巴拉少校》讲述了救世军少校巴巴拉从最初希望通过慈善事业使人们的灵魂得救,到最终放弃转而服务安德谢夫的大炮工厂的故事,表达了萧伯纳对宗教谬误的批评,并且对自己基于当时的伦理环境提出的费边社会主义伦理诉求进行了考量。同时,萧伯纳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结合巴巴拉的宗教信仰与柯森斯的理性知识,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费边社会主义的伦理维度。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现代“形式”意识的自觉——以王国维“古雅”说为中心

文学的形式并非单纯指具体的文体,而是指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诗之于古典世界,小说之于现代世界,都是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王国维以“古雅”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形态进行了全新的形式提炼,“古雅”以其日常的普遍性显示了古典世界的总体性特质,“古雅”的叙事形态则为现代世界的赋形活动做好了铺垫。“古雅”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为中国文学真正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