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问题与职业伦理

韦伯的职业伦理学说揭示出了一个属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在一个由作为主体的公民个人之间的互动领域的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何以可能?但是,在所谓韦伯问题中,正是韦伯本人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把这个属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变成了仅仅属于西方社会历史的特殊问题。反之,在韦伯那里,职业伦理、天职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理解为职业伦理、有“责任”意识及要求的道德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     

经济伦理内涵的历史沿革及展现的伦理思维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哲学审视,且通过经验分析和自我意识,"经济伦理"和"经济伦理之概念"回应了现代经济生活社会化、复杂化实践的事实,学理规则上观念化、本质化的倾向,为后期理性和自由的理论建构做出了基础性努力。这是韦伯、刘易斯、森等诸多学者的杰出贡献,这些学术资源丰富了包括经济伦理自我确证的承认方式在内的伦理思维的实质内容。     

文化论与制度论的统一——论韦伯学说的思想主题

韦伯著述可分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和"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包括文化论和制度论两大部类内容.文化论侧重于研究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制度论强调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因素.文化论和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的不同问题方面,其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不可因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也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无论是文化论还是制度论的考察,都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构成韦伯对现代社会进行研究的基本架构.     

合理化与审美"救赎"

一、合理化与现代性的困境合理化作为韦伯全部社会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是理解韦伯社会学主题的一个中心概念。正如德朗蒂所概括的那样:在韦伯的社会学里,至关重要的概念即合理化的观念。现代性带来的正是合理化过程在宗教、经济、法律和科层制等领域中逐步展开的进程①。对于韦伯而言,首先是由宗教改革开始走向世俗化的宗教伦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成为现代性进程的关节点。在他看来,开始于16世纪初的欧洲宗教改革,倡导的是一种对于世俗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为此,一方面宗教伦理借助一种合理化的手段…     

现代哲学的理性反叛与后现代哲学的伦理转向

后现代哲学的伦理转向使哲学不再纠结于为神的存在提供本体论证明,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编著科学神话,而是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对人类生活进行伦理追问.面对现代性危机,现代哲学掀起了理性反叛的旗帜,后现代哲学则展开了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现代性批判与伦理反思.这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     

论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代际伦理

代际伦理作为对社会纵向关系中代与代的伦理关系的反映以及一种常被忽视的伦理形态 ,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严格说来 ,代际伦理完全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代际伦理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是由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现代性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本文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阐释代际伦理何以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最高的主观原则及其两条思想出路——以康德哲学的基础问题为分析起点

现代性确证自身的标志是现代道德个体的自我确立,个体道德上的善与生活总体的至善的断裂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意图通过对良知这一最高的主观性的分析引入现代性之最终客观根据的理性自身,但这个回答可能面临着深度的虚无(主义)困境,同时,良知也可能沦为恶之绝对的开端。由于深刻地看到良知背后隐藏着的双重问题,黑格尔给出一条理性或真理自身思辨的道路,主观性的良知与抽象的善原则作为环节被纳入伦理整体或真理自身运行的道路中。在理性得到黑格尔式的绝对确证之后,克尔凯郭尔在接纳现代意识的情况下重新激活了信仰这一绝对的主观性,良知作为生存现实的起点与伦理作为生存现实整体被共同纳入信仰与罪这一生存辩证的道路之中。至此,不仅康德意义上的现代性困境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其自身的真理性也在理性的思辨和信仰的辩证道路中得到更加深入的阐释。现代性的绝对深度展示在个体之最高主观性与真理之自身运行、个体之绝对主观性与真理之临在的绝对张力之间;如何进一步在思想上深入阐释这一张力,在现实生存中落实真理意识,于思想界和现代生活而言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使命。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对韦伯命题的一种探析——影响东西方经济管理的不同方式

“韦伯命题”作为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焦点被广泛关注着。但是以往人们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问题时,却总是片面地看待它。他们过分突出了宗教文化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考察了韦伯命题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形成韦伯命题热的过程。     

生态视域中的“伦理冲动”与生态文明

现代性构建的理性主义的世界使现代人陷入算计与狡计的“陷阱”,实践“冲动”能力和“道德直觉”力的匮乏使伦理道德长久滞留于思辨理性的界域,缺乏走向生活的内在动力.新的历史时期,要培育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的行为“主体”,应当给予“伦理冲动”形态以必要的学术地位,通过剖析中西不同的伦理“冲动”结构,阐明伦理冲动的情感形态是真实的伦理冲动感——“伦理感”(“统一感”、“实体感”、“精神感”)与深层的伦理造诣感——“道德感”(“得道感”、“敬重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为走向生态实践、合理应对“生态困境”奠定行动论的理论依据,对于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治妥协的伦理辩护

现代社会需要对政治妥协作出澄明的伦理辩护,为政治生活解答妥协的伦理必要性、妥协的伦理共识、妥协的现实伦理取向以及妥协的伦理价值趋向等问题.解决这些道德难题必须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存需要,立足于人的生存论条件差别的差异性,去寻找当下政治生活中妥协的现实可行策略,并在人的生存方式的共演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实现政治妥协的实质性价值.     

漫谈儒学与家庭伦理——从亲情关系说起

儒学伦理是德性伦理 ,其核心是仁。它首先从家庭亲情关系开始 ,包括夫妇之间的尊重和忠诚 ,父母子女之间的慈爱和孝敬。现代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市场经济走进了家庭 ,财产和权利、义务方面的问题突出了 ,但是亲情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在平等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儒家伦理 ,与现代家庭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对于家庭的稳定和谐、人的素质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传统思维的唯伦理性特征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伦理意识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传统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影响现代广告的思维取向,影响现代广告的内容,影响现代广告的美学特征.     

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关系.他的这一独特的经济伦理视角对于我国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着重大的启示.     

浅谈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兴起“韦伯热”。目前,西方的“韦伯热”方兴未艾,而且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波及到我国港,台和内陆地区,韦伯的著作不断被译成各种文字、犹如我国乾嘉时期的“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西方社会学者几乎言必称韦伯。象英国的“莎学”、我国的“红学”一样,“韦伯学”也日渐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本文就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试论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命运

我想从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视角上草描出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 ,以拓展出现代性论题的知识分子的空间 ,并深化我们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我的做法是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框架之下 ,充分吸收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以现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批判和建设的选择困境为切入点 ,通过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气质、类型、功能、命运的考察 ,透视现代性的一个独特层面———知识分子层面 ,目的是拓展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与历史使命 ,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     

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观初探

马克斯·韦伯一生思想发展的历程,就是试图用“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寻找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合理性。其第一阶段主要是用历史的方法对历史上的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二阶段主要是从宗教的经济伦理学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思想形成有种种原因。     

论韦伯“新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在人们追求同一价值伦理的生活伦理中,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在服从上帝的这个统一的固定模式之下,达到一种社会的和谐。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伦理：概念源流与中国现实

现代社会的运行需要恰当的精神基础,而职业也离不开职业伦理的支撑。目前职业伦理在社会学领域中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依据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职业伦理的内涵应该同时从“意义—规范”的双重维度进行理解。而当代中国的职业伦理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特殊主义伦理、自我主义价值观与职业工作意义感的缺失。这些挑战的存在导致职业人士很难在现实的职业生活中坚守和遵循其所宣称的职业伦理,从而造成职业伦理的困境。这些困境一方面说明职业工作缺乏终极意义的支撑,尤其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式微,尚无替代性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填补其空缺;另一方面亦反映了职业伦理无法对执业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偏离和失范成为常态。这些困境的发生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组织情境和职业身份与角色,而对这些社会基础的理解必须以反思源自西方的职业伦理概念为前提,并注重考察本土社会文化与西方职业制度的互动和交融。     

责任和艺术——回归个人的后现代伦理之思

现代性伦理把道德产生和道德标准都归根于社会,依凭社会寻求普遍的、理性的道德规范,由此造成个人道德责任感的扭曲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衰退.后现代伦理则把道德交还于个人,在承担绝对的、无条件的和非对称的责任之中,个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在后现代伦理之思中,自主和自由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道德行为具有风格化的美学特征,个体的道德生活呈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