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Pan Lei＇ s Historical Thought

清初潘耒以＂史才＂鹤立于词科。其求学与成才之路固然受到家学传统之影响,但论及师承关系,潘氏乃集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氏影响至深。但由于时代变迁,潘氏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     

地缘与词缘:论郑文焯的词学渊源

晚清词人郑文焯最初对词学深为鄙夷,此后却以词学大家身份扬名后世,这一转变当与他寓居壶园时与后期吴中词派词人潘钟瑞毗邻而居,受其指授有莫大关系。结合潘钟瑞《香禅日记》之记载及郑氏致潘氏信札,梳理二人交往情况,可发现在其频繁的词事往来中,郑文焯《瘦碧词》的创作潘氏实参与其中,且潘氏的词学宗尚对初登词坛的郑氏影响巨大,郑氏崇尚姜夔的词学喜好与"清空寄托"的词论均体现出以潘氏为首的吴中词派词学观的影响。     

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从任蔡锷秘书谈起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虽然自少年时期起便留学日本、欧洲,学习经世之学,但由于其家学渊源深厚,深受晚清乾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留洋期间又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1915年春他曾到北京,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经界局的"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工作更促使其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段经历随后又促使他继续留洋欧美,研究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对其毕生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近20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但随着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大量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迻译是后现代史学输入的三个层面.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解构和重构两重意义,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新社会史"的方兴未艾,标志着在世界史学大合唱中,中国史学已经在担任着一个声部的表演.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魏晋南北朝"霸朝"概念辨析

"霸朝"概念最早是由东晋史家袁宏对汉魏之际的政权更替提出的史学概念,它是对这段特殊政治历史现象的评价性指称,其史学价值在于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以武力定霸为特征的汉魏政治.汉魏以后,东晋南北朝皇权更替的诸多相似性使后世史家修史时在史书的结尾"史臣曰"中经常使用这一概念,尤其是唐初修订"五史"及<晋书>等书中使用较频繁.但下列两种情况下不使用这一概念:第一,在儒家正统史观影响下,被史家视为正统政权,其前身(雏形)不称霸朝.第二,政权内的特殊军人执政和军事机构,如西晋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东晋的桓温等.这一史学概念的提出既突破了儒家王霸观影响下流于单一的史学认知模式,又反映了此期史学求真求义的优良传统.     

论潘啸龙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色——以《屈原与楚文化》、《屈原与楚辞研究》为例

在当代学术研究史上 ,潘啸龙的楚辞研究是引人注目的。潘氏选择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的热点、难点进行攻关 ,前沿性强 ;全力以赴 ,力求在疑难问题上有所进展 ,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驾驭能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锲而不舍 ,数年乃至十多年如一日 ,对一些难点问题长期思考 ,不断完善 ,形成了一个个专题研究的论文系列。在潘氏的研究中 ,其方法论的层次提升为证谬法、综合法、同步法 ,即本体研究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孔子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源流中,可以说儒家思想以一贯之。儒家之始祖,自然首推孔子。因此,孔子在中国史学上也就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就孔子在史学上的贡献做一概述。一、在史学文献上的贡献。孔子处于春秋末期,时值周王朝衰微,诸国混战。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劝说各国诸侯施行其儒家的“仁政”学说,但结果是“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困于陈蔡……”,“累累若丧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析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因素及价值

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是"史学救国"学术理想的基础;"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促使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自然确立了他史料考证与关注现实并重的史学方法。另外,从总体上看,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当然也有其历史贡献及缺憾。     

台湾科学史学之开创及早期研究

台湾科学史学开创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开创与“新考据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台湾早期的科学史研究由于自身研究方法理念和社会环境等内外因素制约,其研究成果和影响有限。但台湾科学史学的开创及其早期研究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对人们了解台湾科学史学的历史全貌有重要意义,其作用不可低估。而早期科学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和治学态度对后学也有很大影响,功不可没。     

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代表作。其学术主题是阐明"经世史学"的基本形式,精神主题是爱国主义,为"经世史学"提供了现代范本。陈垣先生以"考据"为基础的"陈古证今"之作与"影射史学"有本质的区别。     

翰林院政治功能演变与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制度始于唐代,定型于宋代,翰林院成为朝廷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翰林学士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皇帝处理政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功能上,翰林院经历了由精英政治向史学功能转化的历程,"翰史合流"始于金代,完成于明清。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独特的翰林制度体现了史学同政治、史学同现实、史学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界对翰林院的研究重点今天依然停留在关注其政治功能,对翰林院的史学属性尤为忽略,所以,探讨翰林院的治史功能对培养今人关心政治、观察历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国史、国学与国家——浅释民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与史学

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     

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寅恪的"预流"说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预流"说固然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敦煌学虽蔚为一时之显学,但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足以代表时代学术新潮。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本人已对"预流"说有所匡正和超越,今人也不宜过分拘泥其说。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史学上之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

史学上之正统论对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正统论既影响了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也影响了具体作品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言,史家所推崇的汉族正统王朝——汉唐宋明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重点,"严华夷之分"观念导致了清中叶以前少数民族王朝史小说的缺失。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也具有其独特性,它较之史学观念更具有天命与道德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