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及其边界

中产阶级正在成为学术界理论研究和社会时尚生活中的流行用语,但它却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界定的术语。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文化和社会时空差异性的概念,因此它具有文化上的不可通约性和社会结构变迁上的特异性;在界定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群体时,应该注意到社会分层的界定标准、阶层的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符号化概念的能指与所指、阶层的分化与连续等方面的问题,这是确立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边界的关键所在。     

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环境教育初探

本文通过对社区概念的界定,指出这是当今区域整体发展的一个最基层的单元,同时论证了搞好社区环境教育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有力保证,指出了社区环境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根据不同的对象、层次,开展相应的环境教育,促进社区环境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地位一致性与阶层结构化

阶层结构变迁是当代社会转型的明显标志,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急速变迁,社会学家从不同视野出发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从地位一致性和阶层结构化的关系出发,依据东北地区调查资料可以获得上层定型化、中层碎片化、下层凝固化的理论观点,地位维度的变化体现了阶层结构变迁的深层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的非均衡性和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因此,应当从不同阶层成员的具体利益出发,通过合理社会流动机制的建构,形成一个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公正、合理、开放的阶层结构。     

争论中的中国中间阶层:问题与焦点

近几年来,围绕中间阶层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分歧和争论,集中表现在对中间阶层概念的界定、规模的认同、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发展程度的看法等方面。学者界定的中间阶层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界定是一种"去两边,存中间"的高度抽象的定义方法,但存在边界模糊、内涵不确定等不足;狭义的概念界定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征描述法",特别是将中间阶层的外延界定为城市居民,无形中缩小了中间阶层的规模。其实,中间阶层可界定为:对社会资源和机会没有强控制力,处于一种生活自主、价值独立、具有自我满足感并适应性生活的生存状态的社会群体。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揭示了中间阶层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属性,消解了中间阶层概念的时空限制,避免了因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引起的歧义;强化了主观认同和感受在中间阶层认定中的作用,明晰了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明确了中间阶层的边界。至于中间阶层的规模测算,无论用经济指标测算,还是用综合性指标测算的方法,都是不理想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认同指标结合起来。对我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要做细致分析,不能笼而统之下结论。中间阶层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传统中间阶层和新式中间阶层,目前二者并存。判断中间阶层发展的程度,首先要确立评判的角度和标准。按照"四个标准"的要求,中国的中间阶层还未真正形成。中间阶层的形成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社区:消除城市贫困的实践和机制

在制度性救助日臻完善的情况下,社区构筑与之互补的民间救助网不仅空间巨大,而且有许多行政所不具备的功能。如多样化服务、社会资源动员、促进贫困者参与扶贫、给困难群体以精神救助、促进不同阶层的互动以利于社会整合、根据困难群体具体需求细化服务等。本文对社区扶贫从机制创新角度进行探讨。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交换的变迁

本文用社会交换模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交换的变迁 ,认为转型期城市社会交换是一个阶层间交换减少与阶层内交换增多、平等的网络性交换减少与不平等的等级性交换增多的过程 ,并认为城市社会交换的变迁主要是由于交换主体的社会结构性要素特别是阶层地位的外显化所造成的。     

和谐社会的阶层结构思考——促成中间阶层“稳定器”与“助推器”

一个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是关系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的基本前提。本文先探明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助推器，然后，对中间阶层涵义、社会功能予以界定并阐释了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意在指明中间阶层作为转型中的新的整合因素．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应努力促成中间阶层的壮大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主体间冲突及其协调

国家与社会力量对城市社区的共同介入,培育了社区治理中的各种行动主体,进而塑造了基本的社区治理结构。由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原因,社区治理隐含着结构性紧张,治理主体间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冲突。本文以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理论为视角,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主体间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并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实践逻辑,尝试性地提出协调冲突的原则和方法。     

社区阶层化与阶层型社区——兼谈社区的内涵

本文主要论述社区、社区阶层化与阶层型社区的关系。首先探讨社区的内涵,旨在说明社区的形与核,社区规模的模糊量化以及异化的社区——住宅小区。其次探讨社区的阶层化和阶层型社区,阶层型社区是社区发展的趋势。     

文化独特的外现形式——仪式

仪式作为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达,学者们对其界定、分类以及功能的阐述各不相同。在仪式的界定上,学者们分别从象征、信仰、行为等角度进行界定;在仪式的分类上,学者们分别按照宗教仪式、日常仪式、时间以及人的社会角色等进行分类;在仪式的功能上,学者们认为仪式有社会整合、社会控制以及稳定社会等功能。仪式自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也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仪式变迁正是社会变迁的影像。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