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圆通与诠释循环

《管锥编》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的内容来解读人生之谜,而人生的丰富微妙流转圆通使其“诠释循环”方法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体可以概括为“理一分殊”与“以反求覆”;它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纯理性的规定与概括,而是通过描述人生现象揭示人生内涵的具体内容。     

血缘家族繁衍的生殖灵物“兰”——郑国“执兰”(秉蔄)的民俗与“梦兰得子”

人类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除了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外,还要从事“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但在古代社会,当“蕃衍”受某种自然力支配而不为原始人群理解时,他们便凭着自身的经验、心理和行为,设想或幻想自然界的种种因果关系.“生殖灵物”的出现,便是这种原始观念的产物.人们希望以祈祷、献祭以及巫术之类的方式,求得大自然的免灾赐福.“生殖灵物”所具备的威力,不是由其本身自然形态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人体本身和社会现象中的神秘力量……是原始人通过神秘的因果关系来实现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菊科泽兰属的植物“兰”(即下文《诗经·溱洧》的“(艹问)”,古今注家无异议.亦即“佩兰”.并非今之兰科兰属兰花.古今“兰”的对接,当在唐以后),就曾被视为“生殖灵物”.作为一种原始信仰,也许并未真正达到西方人所说的“崇拜”的程度.这大抵是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其崇拜观念较为淡薄,而儒家的崇“礼”——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道家的“无为”——追求心灵上的“物我合一”影响深远的缘故.     

胡适的实用主义解释学

本文所使用的“解释学”一词,是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早在古希腊,“解释学”一词就已有对神谕、文献（包括在神学与修辞学、诗学等方面）进行考证与诠释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解释学进一步从对文本文字的诠释发展为对《圣经》内容的解释与阐发,直到近现代发展为关于主体的解释活动与文本、传统及意义的关系的哲学理论。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关于文献的考据与诠释的活动应当说是更为兴盛的。仅就中国古代的哲学文献而言,其基本形式是对经典进行诠释。因此,中国哲学似乎更应当有自己的     

论先秦“小说”

庄子所说的“小说”不但确实是指一种文体,而且在先秦时期,也确实存在着一类名为“小说”或“说”的作品。这类具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叙事性作品的性质,既不同于神话、寓言,也不同于历史记录,只能叫做“小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小说萌芽时期最早的一批产品。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应当从战国时期算起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论纲

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是指从国家的形成到秦统一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国家形态”则主要是就国家的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两方面而言的。目前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是按照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或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来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对中国古...     

“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诗思互镜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语法——以屈原、荷尔德林诗歌诠释中几组意象的再诠释为例

“诗思互镜”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共同体共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可以被称为一种“普通语法”。以屈原作品的诠释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为例,可以看出这种“普遍语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德国现代诗歌诠释过程中的应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刘勰、王夫之、戴震三人对屈原作品的诠释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都是从哲学与诗意相互诠释的路径展开的。这种“诗思互镜”的诠释路径,一方面让诗意与关于人类生存的深沉哲思结合起来,于是哲学之思照亮了诗意的深渊,使诗与人的存在关联性变得清澈;另一方面也让哲学与人的感性生活、情感意向结合起来,于是诗意的情感介质让哲学之光展现出■缊之气,从而具有了生动可感之质。“诗思互镜”可以让文明交流互鉴既保有一种理性的清澈之思,又能呈现出精神现象的感性光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种普通语法。     

中英古典民歌比较研究

中英古典民歌比较研究刘禹轩宋学光徐哲喜一我们这里所说的“古典”有两层含意，其一是古代的，即不是近代和现代的。而“古”或“古代”并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概念。例如，英国的历史开始于公元４４９年开始的“英吉利征服”，即还处在氏...     

蒙族妇女“顾姑”冠文化溯源

我国古代北方的蒙古族,有一种高帽,名叫“顾姑”。“顾姑”,亦作“姑姑”“固姑”“故姑”“署署”“故故”等,是元明时代蒙古族妇女所戴的一种头冠。这种头冠,在我国史籍中,最早的记载当见于南宋赵珙1221年后写成的《蒙鞑备录》一书。他描述所见“顾姑”的情貌是:“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成,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这里,赵琪所说的“竹夫人”是古代的消暑器具,即竹几。竹     

文学语言的情意性特征

文学语言的情意性特征,是指以文学语言写人、叙事、状物、绘景时浸透其中的感染人、影响人的情意特征。若对情意进一步探究,情可以诠译为感情,意可以诠释为意蕴。这里所说的感情是指情状、情味、情致。这里所说的意蕴是指蕴含的意义、意味或者说是指蕴含的理趣。美国阐释学家赫希指出,意味与意义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意义”是指作者写作时意指的东西,“意味”是指一部作品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含义1。根据这种阐释,我们也有理由从“意”中分析出“意义”和“意味”两个相对的概念,以“意义”指称文学语言的表层的意思或浅层的意思,以…     

气、文 气、风 骨

<正> (一)气、神我国古代美学及文论中所说“文气”“风骨”等概念,历来是引起人们关注争论的重要问题。但要弄清其真正内涵,则仍须溯源于哲学中所说的“气”,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根植于哲学的。那么“气”究竟指什么?是否即如不少研究者们所说即气质、个性或风格之类? 在我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内涵固然比较复杂,但其最基本的一种含义,即从宇宙的起源或构成论来说,却并非指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而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性元气。它至大至刚,无所不在,常充塞于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质之中,是物质生命的本原。《易·系辞》所说“精气为物”,就是这个意思。故孔颖达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     

孔子“文质”观评议

<正> 一我国古代文论文道关系中,有个影响深远的传统观点,即文道统一的观点,实来源于孔子的“文质彬彬”观。《论语·雍也》篇载: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并非现今所说的“文学”。孔子生活的时代,文学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品格,也就没有现今所说的“文学”的观念。《论语·先进》中虽然出现过“文     

试论训诂与考史——选注《雁门集》的体会

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云:“先民言故,兼故事与故训二者。”这一立论精辟地指出传统的训诂主要包含考史叙事与诠释词语这两大方面。训诂原本是一种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工具性的专门工作,通过“故训”解释词义乃至阐述语法、分析句读、说明修辞、串讲文意,这是人们共同理解的。但是,太炎先生所强调的“故事”,即考史叙事,揭示古代文献写作的具体背景,提供必要的史实故事,则往往被忽视。事实上,训诂的对象既然是历代文献,它们就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开对背景与史料的掌握,孤立地进行所谓诠释词语,不仅理解肤浅,还     

“兰若生春夏”之“兰”并非修饰词

《“兰若生春夏”小释》一文(按,载本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云:“兰若生春夏”之“‘兰若’应当作为一个词组来看待,解释为‘美好芬芳的杜若’。‘兰’是名词用作形容词,修饰‘若’字,成为偏正关系的词组。”我觉得,这里把“兰”说成是“若”的修饰词是不妥的。古人常把名词的“兰”用作形容词,去修饰另一名词,而构成合成词组,如:兰亭、兰闺、兰室、兰章、兰言等等。但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同类修饰(偏正词组)的例子,即以“兰”修饰另一植物的例子。而只能见到同类并举(联合词组)的例子,如兰桂、兰蕙等(反义对举的如兰艾)。可见,“兰若”一词只适宜释为“兰”和“若”两种香草。兰,当是指兰花(也叫山兰、草兰、朵朵香),因其春季开花,故又叫春兰。春兰常和秋菊对举而言,如“春兰秋菊异时荣”(石贯《和主司王起》诗),“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楚辞·九歌·礼魂》)。可见,把“兰若生春夏”之“兰”释为春兰,是既符“生春夏”之意,也合落秋风之意的。古诗云:“兰若生春阳”,其“兰若”之“兰”也正是指的春兰。     

“风骨”与“崇高”

建国以来,学术界曾对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风骨”进行过好几次争论,许多专家都对“风骨”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精彩的见解。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有关论文,也很少有突破。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范围太狭小,没有闯出新的路子。因此,本文试图把“风骨”与古代西方的“崇高”作些比较研究,以解析“风骨”的内涵。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是指郎吉弩斯所说的那种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崇高”,而不是康德等人所说的属于审美感受的那种“崇高”。因为郎吉弩斯所说的这种     

身体与真理的同一性：基于福柯“生存美学”视角的古代犬儒主义诠释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代犬儒主义因其突出的生活化特征而被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史家贬斥到哲学的边缘地带,它也因此几乎长期得不到学界重视。福柯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从“生存美学”的视角出发重新看待犬儒的身体哲学和生活艺术,并对犬儒主义与传统主流哲学的真理逻辑加以全新阐释,既展现出犬儒哲学与传统主流哲学相互共通的真理性原则,又凸显出犬儒哲学中真理与身体的同一性这一区别于主流哲学的独特维度。福柯对古代犬儒主义的诠释虽立足于启蒙理性与现代犬儒主义之关联性的批判语境之中,但他对古代犬儒主义的诠释却可以视作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犬儒主义成为照亮传统哲学的“另类空间”。     

赏菊三知

菊花与梅、兰、竹合称为“四君子”,我国古代不少文人墨客,常常以菊题诗,以诗言志。 依据花型、株型之差别,人们将菊花分为立菊、悬     

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现代儒商”的管理精神,可以从传统儒学和古代儒商的文化资源中挖掘,但必须加以现代化的诠释,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管理者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之道”.对此,以往人们只是从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伦理层面去理解.其实,我们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就会发现,“仁义之道”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它不仅有助于一般人士安身立命,而且有助于工商界人士驰骋商场.笔者认为,“仁义之道”作为一种管理之道,一种管理精神,包含着“仁之道”——“正己安人” 的管理思想、“义之道”——“义以生利” 的经营理念、“义(宜)之道”———“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