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孟尝君传》

王子野《槐下居丛稿》最后一篇《名文未必无讹》,不满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笔者读后颇有同感, 因作此篇,以助张目。这里仅论以下三点。 一、安石原文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非也。 《史记·孟尝君传》:“文(孟尝君)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父]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三王     

《墨予》句读偶得

《墨子·七患》:“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坠)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导)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见《墨子闲诂》)。王引之在“饿”字下断句,他说:“‘重其子此疚于队’,当作‘此疚重于队其子’。疚,病也,言此疚较之队其子者为尤重也。今本颠倒不成文义(见《读书杂志。墨子卷一》)。照王氏的说     

杜丽娘性格发展上下篇

古往今来,许多人只读得半部《牡丹亭》。 此何说也?难道《牡丹亭》不是首尾俱全、五十五出无一阙漏的么?问题在于论者的注意力只集中于前半部。李渔《闲情偶寄》便说过;有的人,“问其精华所在,则以‘惊梦’、‘寻梦’二折对”。赵景深《读汤显祖剧随笔》称:“《牡丹亭》的重点是在‘婚走’以前,而不在‘婚走’以后。”①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云:“汤氏用笔最为有力的地方,实为杜丽娘如何病死,又如何还魂。”徐朔方在《汤     

中学文言文注释辨正二题

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硕鼠》) 句中“逝”字,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同‘誓’(用近人张慎仪说,见其所著《诗经异文补释》,张据《公羊传》徐彦疏引此诗作‘誓’)表示坚决之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补充注释”云:“通‘誓’。”均强作假借字释之,值得商榷。按“逝”与“誓”禅母月韵,古字音同,本可能通假,但无明证。《说文通训定声》云:“逝,往也,假借为‘誓’。”杨树达《小学述林》卷一云:“盖《三家诗》有作‘誓’字者,此诗本表示决绝之辞,《三家》作‘誓’,用本字也;《毛诗》作‘逝’,     

也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

关于吴沃尧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但对它的结构的褒贬却很不一致。贬之者,认为只是“杂集‘话柄’”而已(同上);褒之者却认为“全书布局以‘我’字为线索,是其聪敏处,省力处,亦是其特别处”(见张     

河南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哪里?

《河南文史资料》第六辑载《辛亥革命时期的刘青霞》一文中称:刘青霞从日本“回国后,于1909年即在尉氏创办华英女子学校,……此校为当时河南第一所女校,对以后女子教育发展影响颇大。” 《中州今古》1984年第2朔载《刘青霞》一文中也称:刘青霞从日本“归国后,于1908年首先在尉氏办了一所‘华英女校’,成为河南女子教育之先河,”并把时间又提前了一年。     

读《淮南子》札记

《原道篇》:“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俞樾《诸子平义》曰:“‘不入于耳’句衍‘不’字,言虽入耳不若于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误衍。”按:俞说是也。北齐刘昼《刘子·专学篇》曰:“若心不在学而强讽诵,虽入于耳而不缔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试评鲁迅散文诗《雪》中的异议问题

一、如何理解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 目前主要有四种意见。 1、有象征意义。①、把江南的雪,象征着“春天”:“《雪》于情景之外,还‘有所象征’。文章第一自然段把江南的雪写的极其美丽,‘春意盎然’洋溢纸上,表现了作者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与现实的黑暗丑恶相对照,作者虽然处在‘冬天’,心中却存在着‘春天’的理想。”(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②、象征着革命者: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许廷桂史学家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称：“其实《史记·孔子世家》里只有这样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孝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这段话里‘删’字固然没有...     

李悝《法经》述要

《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②李悝。悝撰次③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④,故其律⑤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⑥,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⑦、越城⑧、博戏⑨、借假不廉⑩、淫侈逾制(11)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12)。商君受(13)之以相(14)秦。”《七国考》:“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释八

明人杨慎指出:“《公羊传》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王’;《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邪?《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清人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中又进一步指出:“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此。”近人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称赞道:“自汪氏发明斯说,而古籍胶固罕通之义,均涣然冰释矣。”     

古汉语词义札记

“行李”辨正“行李”一词,先秦义为外交使节。《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左传·襄公八年》:“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又作“行理”,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辰星《释“行李”》一文以为“在古代,李、理二字同属来母、之韵(先秦古韵当称‘部’,不称‘韵’,此当为笔误——笔者),     

夏后氏为何“尚九”

丁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夏后氏文化之特色尚九”;“夏后氏礼乐制度,无不纪于九”。诸如所谓九州、九鼎、九畴,等等。那么,夏后氏为何如此崇尚“九”呢?有必要探究一下“九”的本源。《说文解字》:“九,昜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许慎所谓“昜(阳)之变”,绝非九之本义。《周易》卦爻,最初并无阳九、阴六之称。由《左传》、《国语》的记录看,“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至后人作‘十翼’,这才出现了‘九’、‘六’之称”。(刘大钧《周易概论》)而作为数字之九,则在“十翼”之前若干世纪的殷墟卜辞里就已存在。因此,许氏之说乃是以末为本。     

《徐霞客游记·浙游日记》一处勘误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让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卷二《浙游日记》:“初九日,早起,天色如洗,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依上下文,此处之“县”即为金华县城无疑。然则何以称金华城西门为“兰溪西门”?《游记》校勘者在此篇《校勘记》中云:“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兰溪’应为‘金华’之误。”     

关于鲁迅散文诗《雪》的主题

鲁迅先生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散文诗《雪》,现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对它的主题应如何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通过描绘‘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两幅雪景,抒写了自己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趣.”(《读鲁迅散文《〈雪〉》,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并批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认为李何林同志关于《雪》于情景之外“还有所象征”的说法是与作品实际有很大距离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可参看陕西人民出版社《鲁迅〈野草〉》注解)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学《诗》札记 “有蕡其实”及其它

《诗·周南·桃天》:“桃之夭夭,有(艹贲)其实。”《毛传》:“(艹贲),实貌。”段玉裁《诗经小学》云:“(艹贲)蒉,实之大也。《方言》‘坟,地大也。”《说文》‘颁,大头也。”《苕之华》《传》‘坟,大也。’《灵台》《传》‘贲,大鼓也。’《韩奕》《传》‘汾,大也。’合数字音义考之可见。”俞樾《群经平议》与段氏旨同,并进而挑明“贲与坟、(艹贲)字异而意同。”由此则“(艹贲)”之义训可明。近人于省吾先生从文字学角度证成“贲,古斑字,文章貌”,“有(艹贲)其实”即“有斑其实”,谓“桃实将熟,红白相间,其实斑然”,并谓《鱼藻》“有颁其     

“行气玉铭”考释

“行气玉铭”的形制为楞柱状,中空,顶端未透。此外又有玉佩、剑珌、玉刀珌、行气玉佩、刀珌等称法。原玉旧藏合肥李木公家,今归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此玉的拓片原著录于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和黄璿的《古玉图录初集》(第四卷),之后又收入罗振玉所编的《三代吉金文存》(第二十卷)。在其目录中标为“剑珌四十字”。实际上有雕玉十二面,每面刻三字,全部铭文共四十五字,其中有九字重文(八处有重文符号,一处重文符号漏刻)。 一 关于此玉为何物,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黄璿将此铭文收录于《古玉图录初集》,可见黄璿认为这是块玉佩铭。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972)一文中也名之为行气玉佩。罗振玉在《三代古金文存》第二十卷目录中题为“剑珌四十字”,实际上有五字重文为罗氏所疏漏,但郭沫若在《“行气铭”释文》末段的结论中说:“然行气之术铭于‘剑珌’,颇觉:不甚伦类。珌者,《说文》以为‘佩刀下饰’经余考证知即剑柄与剑身相接处(古人以为‘镡’,今人以为‘剑格’)之玉饰,无隙可容四十余字之长铭,是则原物是否为‘剑珌’实属疑问”。并曰:“今案刀鞘之上下     

陶诗三首系年

<正>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历来编在一起.这十二首诗是否同时所作,其说不一.清人温汝能说:“年谱义熙十年甲寅,公年五十.此诗(按;指‘昔闻长老言’一诗)是年所作,故云‘奈何五十年’也.计其弃官归来,至是得十年,故下章又云‘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也.”(《陶诗汇评》卷四)他以为属同时之作.与他同时的蒋薰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杂诗》十二首,前七首皆是‘岁月不待人’意;‘代谢’以后,却有谋生羁役之感.至末‘袅袅’六句,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陶渊明诗集》卷四)到王瑶先生则首次将其析而为二,以前八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公元414)年,后四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酉(公元401年)并指出最后一首“诗意隐晦,无从确定年代”,但从编次顺序看可能与前面的三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