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权力的黑色书写——毕飞宇小说解读

对“启蒙”话语及“民间”生存秩序的考察与思索是毕飞宇小说的两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下,“神圣”的“启蒙话语”被粗野、蒙昧的“民间话语”一再地冲击、颠覆,“启蒙者”被羞辱、愚弄,毫无还手之力,这构成了对“启蒙神话”的质疑。而另一方面,“民间”的话语环境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权力意识,“民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权力“规训”力量的空间,成为极权政治获取其合法性的土壤和源泉。“民间”不再是想象中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牧歌之地,它的复杂、蒙昧与野蛮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的文学性想象。     

话语的共振、破裂与分流——对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论争的再回顾

在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启蒙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表述自己的观点,用以论证人道主义的普适性和合法性,并与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此后政治的干预下,“人道主义”讨论被迫中断。在论争中,启蒙话语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某种一致和“共振”,但是,两种话语的真实指向却大为不同。这一分歧和矛盾表明了在思想解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两种话语曾经共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文艺大众化：话语与实践的递嬗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几乎贯穿20世纪文学史,牵涉到文学领域之外诸如思想、政治等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殷切呼唤的“平民文学”,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话》政策性指明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话语与实践两方面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     

忧患云海诗哲心——现代性视域中歌德思想形成史的意义

本文提炼出歌德思想形成的“精神三变”概念,将其概括为一生中的“浪漫思脉”-“启蒙思脉”-“古典思脉”的三阶段经历;同时追溯作为时代背景的现代性早期话语的德国形态,即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话语、施莱格尔兄弟等为代表的诗学话语与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文学话语的三峰并立,进而探讨作为个体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过程与现代性早期萌发状态的时代语境关系。本文区分“现代概念”建构的三大维度,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以现代学构成的三大基本问题意识“社会的公义”、“自由的秩序”、“欲望的个体”为核心,追问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方案的危机症候;并由此凸显歌德、席勒所开辟的“古典图镜观”的重要思想史意义。突出“现代性早期方案”中的“哲学-文学”对话结构,即“歌德-席勒 VS．康德-黑格尔”,尤其通过作为代表人物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这一个案分析,提出“现代性的文学话语”概念,揭示他们对“现代人”建构的重要理念,从而彰显作为非主流现代性形态的“古典思脉”的思想史意义,为解决“启蒙——一项未完成的计划”提供另类进路线索。     

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文学“乡土”在本质上是个体认同的构造。文章以“文学豫军”的官场书写为例,分析地域文学中的官场话语与“中国”层面上的启蒙话语的纠葛,探讨官场书写的中原模式,包括:官场书写的诱惑与诉求,中原“头人”的塑造,以及在官场矛盾救赎中体现的地方创伤思维与文化意志等。     

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

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这三次启蒙高潮中抽取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经典文本进行切片分析,会发现该话语在奠基、展开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错位性。《新中国未来记》的乐观启蒙想象与深重现实忧患、逐新艺术追求与滞后主体意识、明确启蒙导向与冷落接受反映之间的错位;《阿Q正传》的悲观启蒙反思与乐观文化思潮、超然叙述人的自我审视与启蒙权威话语缺乏自我质疑、透视人性主旨与唯一启蒙期待之间的错位;新时期愈有意识继承该话语却愈远离其精髓,愈要超越却反而在无意中继承了它,这些无不启发着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曲折性的新认识。     

“启蒙”,还是“复昧”?

“启蒙”或者说“新启蒙”,多年来一直是霸权话语中的时髦话题,近些年虽然已经受到一点质疑,但在社会话语中依然未动摇其霸权地位,依然有必要予以一辨。“启蒙”云云是资产阶级崛起时的反封建口号,重提启蒙的目的自然也是“反封建”了。“新启蒙”至今,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封建”反得如何呢?是否可以正视正视,也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检验呢?说到这里就遇到了中国“精英”所怯于面对的难题:过去对封建主义不批或忽视了批判,近些年重视了,使之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按理说封建主义应该越批越少,怎么反倒越批越多了呢?为什么许多建国…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论新时期中后期小说中的"结构"意识形态

新时期中后期小说在解构性写作姿态的背后潜藏着无所不在的“结构”意识形态。它以对启蒙叙事的消解,放弃了对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诗意化的整合。人的生存过程和场景被纳入“结构”中,人的具体性、复杂性被个体无法把握的“结构”所控制,成为话语、权力和社会过程的产物。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在战争语境规范下发生的五四文学

战争直接确立了救亡和启蒙这两大基本主题,这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民间话语共同的聚焦点,规范了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两大文学母题。战争使新式教育获得了确立,而新式教育又使“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文化心理结构承受着晚清以来所接纳的全部西学的滋润,解放了他们被束缚和桎梏了许久的人性,这就为他们成为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文白之争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一个文化界有名的"双簧"引发了五四时期新文学阵线与封建复古派之间的文白之争.这场争论在文化上体现为语言与权力的话语争夺,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重任,是传统"文-言-意"关系范畴的体现,预示着文艺现代化、大众化的到来.它是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导向.     

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从传统走向现代——略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语言的变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语言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场大变革在19世纪末到五四前夕主要偏重于语言形式,努力为小说语言注入新的血液;到了五四时期,小说语言的变革具有革命的意义,不仅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且个人话语、启蒙话语与新型的政治话语成为小说语言的主要叙述模式。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世纪的角逐——百年报刊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

在百年报刊科学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是一条基本线索,成为“世纪的角逐”。但最为突出的有两次:一次是五四前后《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报刊对灵学会为代表的封建迷信与伪科学势力的声讨和批判,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长达20年的围绕人体特异功能的拉锯式持久战。科学与封建迷信及伪科学历经百年的角逐,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还是十分匮乏,科学教育和科学启蒙还是一项十分需要、十分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新时期文学：“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思想、文化、审美的新启蒙时代。其间文学的变化发展经历了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巨大区别的阶段：从文学连接＂五四＂传统、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弘扬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时期到文学回归自身,走向审美的艺术多元、创新时期,由此促成了＂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从而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历程曲折而漫长。鸦片战争后 ,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便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为此必须进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中国人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胜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