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 ,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 ,“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 ,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 ,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 ,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 ;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 ,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可以接受.这些现象说明"国学"是当时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

清季民初 ,“国学”、“国故”、“国故学”曾一度并行于世 ,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实际上 ,此三词既有不同涵义 ,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说 ,“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 ,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 ,但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易言之 ,近代所习称的“国学” ,有时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 ,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 ,或许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国学的三种形态

"国学"话语,内涵复杂,理解和谈论也十分多样化.就具体形态来看,百年国学可以划分为"国粹"、"国故"、"国本"三种,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显著差异,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诸多问题的背后,又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隐微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折射出历史进程与文化变迁之五光十色的样态.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国学与"国学热"刍议

20世纪初期从对国学的提倡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即是面对西学的强势拥入所进行的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捍卫与自救,并由此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旋律.在这个过程中,"国粹"及其与守旧、保守相关的因素被排斥,认为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行将消亡的悲观论调被指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观点也未被认同,将"国故"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或可以担当复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盲目情绪同样被否定,人们更愿意将"国故"或"国学"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以"学无中西"的视野,将"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联系起来.时至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再倡国学,则不应失察于以往人们对国学的争论及结论,更应重视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

20世纪20-4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并且为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革命。其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为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无数法门。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从"美国化"到"本土化":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论宋初"三先生"与宋明理学的肇端

“宋初三先生”是指胡瑗、孙复和石介,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唐及宋初佛、道的发展冲击了儒学,导致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极大警觉。宋初三先生充分认识到佛道思想对北宋王朝封建统治的危害,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从思想上对佛道发起了攻击,并通过创建书院来宣扬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道统、打击佛老异道,以振兴儒学。三先生复兴儒学的思想和实践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家影响极大,对以后影响中国700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开启作用。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     

明初哈立麻晋京朝觐与“荐福图”的诞生

明永乐五年（1407年）,乌思藏藏传佛教领袖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汉籍称哈立麻）奉旨晋京朝觐。其间,在南京资设普度大斋,为太祖皇帝及皇后“荐福”。由于法事活动进行成功,永乐皇帝敕封哈立麻“大宝法王”封号,并将14天的荐福活动中出现的种种奇景命画师逐日画出,配以五种文字说明,形成了长达4968厘米长、66厘米高的“荐福图”。该图是当前西藏保存最大型、最完整的反映明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之间建立臣属关系和私人友情的历史长卷,是弥足珍贵的绘画精品。它对我们今天研究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和西藏宗教发展史,以及明朝初年佛教在内地倡兴、民族文字的使用交流情况,均有重要的实证和参考价值。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北宋理学家"气以载性"思想研究

周敦颐、张载、二程是北宋理学发展中颇有建树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理学的贡献,无一例外地表现在如何建构以"气"为基础的宇宙发生论与"各正性命"的本体思辨结构,即"气以载性"思想上.本文分别阐述了他们的"气以载性"思想,以综合阐释"气以载性"思想在理学中的理论意义.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向,即普遍存于这一时期的狂怪之风。这些狂怪之人在文学创作上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在题材的选择倾向上又显得别具一格;这群狂怪之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独特的行为表现,又进入了当时其他文学家的创作视野,纳入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形成了新的文学形象。     

明清鼎革与中国古代科学近代化进程的中断

在明朝末年,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开始了向近代化转变的历程.但是,由于明清鼎革导致了政权更迭,由此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成为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进程中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论析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