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文章论述西周春秋时期"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搭配结合的演进历程,探讨了"四夷"、"四方"间的搭配结合与"五方之民"格局形成的渊源关系。《礼记·王制》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人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的理想与展望;而司马迁《史记》所构建的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才是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反映。     

"祁连小月氏"族源新探

在"单一族源"论的影响下,历来史家都将战国秦汉间曾活动于河西走廊地区月氏及"祁连小月氏"视为同源民族.不过中外历史文献与实物资料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月氏本由突厥、乌孙和羌所组成的一族三源民族."祁连小月氏"虽曾是河西走廊月氏的一部分,但其并不与西迁西域的大月氏同源于突厥族,而实际上则源于羌族.     

民族主义观念的嬗变:系谱论与反系谱论的视角

纵观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系谱论”民族主义观与“反系谱论”民族主义观。“系谱论”民族主义观试图将“进化论原则”与“民族观念”相结合,从历史演化的线索中审视某一民族并分析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反系谱论”民族主义观则强调民族主义研究有其特有的方法论和可能性的历史前提。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虽然依托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但是在民族共同体范围内的“民族自决”、“民族身份认同”却与政治场域中的“公民权利”、“公民身份认同”发生内在性冲突。系谱论民族主义观侧重于从民族有机体“自然演进”的角度在“时间维度”上解决这一问题,而反系谱论民族主义观则强调要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体性建构”的空间维度化解这一矛盾,但结果证明,两种民族主义观念都无法顺利走出民族主义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中国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点

中国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点管彦波世界各民族的地理分布，是在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殷商开拓边地，西周狁南下，秦汉移民戍边，两汉匈奴内附，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     

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宋人称生活在西南羁縻州县之外的溪峒民族为“生蛮”,其生活区域被称为“生界”,这主要是为了区别交纳赋税的省地熟户.大致来说,宋朝政府将西南少数民族群体划分为生、熟两大类,这种主观上以“差序格局”观念区分西南少数民族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或维持其在西南地区的主权.但生、熟蛮及蛮汉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几乎抹杀掉两者生存环境的差异,熟蛮异化与生蛮归化,致使生界在其变化过程中模糊不清.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的多元化,使得生、熟蛮的身份并不以其实际生存地域来确定.宋代文献中的“生界”,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称谓,而是一个融合了政治文化的族群边界,一个融通了价值判断的文化界线.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南中是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大体以今云南为中心并含贵州大部及川西南部分地区。《华阳国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为我们认识南中人群之族系面貌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就如何区分南中地区夷、越两个人群系统以及史籍中对这两种人群之称谓在东汉以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完全成立,“夷”为藏缅语民族系统,“越”(濮、獠)则属百越民族系统。文章还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古代云南地域主要为夷、越两系人群的格局形成甚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基本形成。     

20世纪历史地理研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自20世纪“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全面认识此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认为20世纪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突出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避免“中国本部”陷阱,从地理上完整理解“中华民族”;第二,打破长城区隔,赋予中华民族完整的地理空间;第三,《中国历史地图集》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完整地理依据。文章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20世纪前辈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充分说明民族与地理密不可分,只有将历史、民族、地理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及其地理基础。     

唐宋时期云贵高原中东部边防溪洞研究

唐宋时期赤水河东北西南走向以东到沅江中游一带遍设边防溪洞。这片土地是云贵高原向中部高中山丘陵过渡带,由此而塑造了高度复杂的过渡性地理、经济与族系社会,致使秦汉以来中原各大政权皆难实质控制,成为唐宋王朝与南方、西南大型民族政权博弈的缓冲带。各方借助这里重山复岭的复杂地貌和“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的政治结构,争相拉拢或羁縻之。这一历史格局使得近六个多世纪以来,这片溪洞社会的结构与演变,除延续其内生传统特质外,也嵌入来自唐宋王朝与南方各大型民族政权互动的时代内容。     

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

本文依据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论述了湘西酉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诸多民族之关系。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早期的遗址中，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土著民族“濮”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它集中反映了既有楚、巴文化遗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遗存。由此，说明在战国以前，酉水流域确实有一支古老的土著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濮”文化。楚国开始经营西南后，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濮”与“巴”人杂居的局面，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文化特点。到了战国早期，楚人进入湘西，楚、巴、濮互相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加速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对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濮”是这地区的土著民族和楚、巴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楚、巴、濮民族文化融合的新观点。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反映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分歧之一,是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分歧之二,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认识不同。而分歧的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即：即立宪派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两派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最终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以及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基本共识。     

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

本文通过对元代屯田的考察 ,论述了元朝境内大量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包括汉族向边疆民族地区迁徙 ,少数民族向汉族地区迁徙 ,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迁徙。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实行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合     

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主体居民先进文化、经济的影响,以及唐王朝制度化的管理,河朔少数族移民普遍选择了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基层社会组织也与汉人趋同,部落组织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淡出,趋于消失.所谓"河朔胡化",实际上是少数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中,尚未消弥的尚武特质,因为边防形势与割据时期征战的需要,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他们遗存的特质藉他们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又对河朔社会部分汉人上层人士产生了影响,但这并不是河朔文化习尚的主流,也不能使河朔地区思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或者改变移民融入汉人社会的发展方向.     

明代西南总督与民族社会冲突调控

明代总督之制,始于西南。本文在对明代30余任西南总督的统计基础上,探讨了总督置罢、事权授予、辖区大小、任期长短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冲突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提出,西南总督之暂设,以及西南民族社会冲突主要依托西南数省之力调控,皆反映了明中央王朝重北轻南的边疆战略思想。西南总督之设,虽有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统一和稳定之意义,但大军征讨所带来的破坏与影响至为沉重,是为史鉴。     

辽夏和亲中的地缘安全因素考察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the Liao Dynasty was marked by vast dimensions and complicated territorial conditions. This complexity was reflec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iao Dynasty not only needed to oppose the powerful Northern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d to deal with rebels of inter-nal vassal states or tribes. This geographical pre-dicament strongly seemed to favor the arrangement of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other powerful states. Geographically, the Xixia Regime bordered ( i ) on the Liao Dynasty in the northeast and north, ( ii) o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southeast and south, ( iii) on various tribes of the Tubo Regime and the Huangtou Huihu in the southwest, ( iv) and on Xizhou Huihu in the west and northwest. Therefore the Xixia Regime could be easily attacked by other powers,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Song and the Liao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arrangement of a marriage for peace with the Liao Dynasty also seemed to be an inevitable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Xixia Regime.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arran-ging a marriage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Xixia Regime, safe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lways were the main considerations for these two regimes. Relying on research on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n earlier scholarly work,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geographical safety as the main area of research, and on the arrangement of marriage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Xixia Re-gime as a specific reference. The article also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iao, Song and Xixia dynasties as part of the histor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The article also aims to find relationship patterns by researching natural human correlations due to shared geographical space. This article finally no-tices that although geographical safety did not seem to be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arranging a marriage for peac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Xixia regime, it did play an important yet subtle role in forging the period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 between the Liao, Song, and Xixia dynasties.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内迁与融合:魏晋时期西北地域的民族互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峰。西北地域周边的匈奴、羌、氐、西域诸族及秃发鲜卑等内迁诸族,因长期与汉族错居杂处,形成共同经济体制,民族间的差异逐渐减少,最后与汉族在互动中融合。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西南族群模式与中国经验反思——兼评斯蒂文·郝瑞《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

《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是斯蒂文.郝瑞教授族群研究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他将凉山彝族地区不同群体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模式,并对四种族群性模式的成因进行对比和解释。通过对此的解读和思考,希望能对郝瑞的族群理论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对理解西南族群关系以及处理当前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历史影响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法律制度多循魏晋,但当时一些有为君主为了适应特殊情势的需要,在取舍中原汉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在行政、刑事、民事、经济、婚姻、司法等制度方面均有所建树,从而使十六国时期的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