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时期的师保

在春秋时期,师保是傅和师的通称,从职位上分为傅、少傅,师、少师;从来源上分君命和私属两类。诸侯太子之外,庶子亦可有师保,但一般出身低微,甚至等同宾客。师保与所傅者,属君臣关系,命运休戚相关。诸公子争位带来杀戮,迫使师保开始反思旧有的君臣关系。管仲认为,师保当以社稷为重,不应为君主一人殉身。师保为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之奴仆。在礼崩乐坏之际,身为师保,当具刚正之气,谏诤违礼,又当谦柔礼让,以礼自防。叔向和晏婴为师保,大量引《诗》、赋《诗》,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论春秋时期的车战

车战是春秋时期的主要战争手段,除南方水道纵横的楚国。吴国时有水战之外,中原诸国基本以战车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武器。当时人们习惯以一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国家武装力量强弱的标准。《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说:“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在这里,楚灵王就是以数量众多的战车来炫耀自己武装力量的。就连持重老练的晋国政治家叔向也被晋国四千乘强大的兵车阵容所陶醉,居然狂妄地宣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可以想见,春秋时期的人们对战车和车…     

论春秋时期的军赋制度

军赋是春秋时期国家军队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军赋制度是当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春秋时期,我国的奴隶制社会走上了下坡路,社会内部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之下,为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军赋制度不能不随之变革,而这种变革反过来又给予社会以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军赋制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在研究者之中对此仍存在着一些分歧的意见。本文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教于对此有兴趣的同志。 春秋时期是“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军事制度、行政制度和土地制度结合…     

论春秋时期的大都耦国

大都耦国贯穿春秋史的始终,是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焦点,也是社会变迁的集中体现。大都耦国是宗法分封制、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社会改革和家族兼并的必然结果。晋国和鲁国的大都耦国表现得最为典型。晋所以兴,鲁所以衰,是由于晋远离中原传统文化核心区,改革阻力小,率先打破血缘关系纽带,成为边缘崛起的典型。鲁是传统周礼的代表,历史包袱沉重,不能改革创新,遂积弱不振。     

论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儒、法、道家为代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思想,各诸侯国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其总的特点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国陆续出现。新法颁布之后,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新的法律体系取代了旧的法律制度,从而使中国的法制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并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论春秋时期的兵源与兵役

春秋时期的兵源与兵役问题是研究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基础,如果这个问题没搞清,其它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但是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无统一的结论,有些看法甚至是值得研究的。因此,笔者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与某些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商榷。 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在杰出的政治家管仲的协助下,针对国内外腐败动荡的政治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旨在整顿、强化奴隶制国家政权的“三其国而五其鄙”之法,以延续他们的统治。问题是,何以在强化奴隶制政权之际非严“国”、“鄙”之界不可呢?它与我们要谈的兵源和兵役问题又有什么关…     

论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各族的管辖

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同我国的中原和东北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就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紧密的整体。黑龙江的上游是由赤塔河、尼布楚河以及鄂嫩河汇成的石勒喀河。石勒喀河在漠河以西与南来的额尔古纳河开始形成黑龙江的主干,折向东南,沿途兼收了精奇里江(结雅河)、牛满江(布列亚河)和松花江的流水,又折向东北,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城下与乌苏里江汇合,继续它的行程,再携上库鲁河、顿顿河、格林河、恒滚河的流水,最后在庙街(尼古来斯克)附近,于北     

春秋时期的伦理观

春秋时期孔子以前的思想家继承和发挥了周公等的“敬德保民”思想,提出以礼为重心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义为利本的观念以及有关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思想等,为此后儒家学说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研究此时期的伦理思想不仅可以借鉴其中某些有普遍意义的合理因素,而且可以使我们通过了解传统儒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对传统儒学尤其对先秦儒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礼、忠等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一、重民和德政的政治道德思想 (一)重民 首先,民为神主。远在西周初,统治者就已经根据夏、殷之所以灭亡和周之所以兴盛的经验教训,确立了重民轻天观…     

春秋时期飨燕礼的演变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邦交活动频繁,飨燕礼是在邦交活动中款待宾客的重要礼仪。仅在《左传》中,就记有各国飨礼宾客51次,记各国燕礼宾客13次。对于飨燕礼的研究和考证,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礼制及邦交情况的认识。     

必须加强边疆各族经济史的研究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史不绝书。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已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包括我省史学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我们特约郑州大学历史系秦佩珩教授撰写此文，就加强边疆各族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春秋时期鲁国臧文仲的思想及文学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等相关材料的钩稽,研究春秋时期臧文仲其人其文。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最为重要和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人格魅力、思想及辞令等文学创作,为后来的叔孙豹等鲁国君子所继承,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诸侯争霸战争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

关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性质,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大战“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线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齐思和也曾断言,从春秋初年到战国前期,列国兼并战争规模犹小,交战双方出兵率皆数千,即最大的战役也不过数万;诸侯争霸战争规模浩大持久,奸诈酷烈,那是战国中后期以后之事。至于诸侯争霸战争与当时各国社会改革的关系,似乎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笔者认为,以梁、齐二氏对于春秋时期战争的研究,显然低估了当时战争的规模,误判了争霸战争的方式及其性质。本文试图在纠正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诸侯争霸战争与当时各国社会改革的关系,战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春秋时期列国军权下移现象考析

春秋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也充满了变革，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则突出 地表现为军事指挥权的下移。名义上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周王室很快被弃置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列国军事领导权下移的倾向犹为突出，具体表现是，一、周天子名义上的 天下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地位已完全丧失，二、相继崛起的诸侯霸主利用旧有的军事领导体 制的某些传统，代替周天子行使名义上的武装力量的统帅权；三、各诸侯国国君手握武装力 量，成为军政首脑。及至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君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逐渐削弱。国君亲自在统 兵出征的指挥制度被军将统兵所取代。就军事指挥权而言，军权下移在春秋时期既是一个普 遍现象，又成为一个无可逆转的趋势。     

礼法融合论略

所谓礼法融合,系指儒家法律文化和诸家法律文化的融合。礼法融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始终,并使其逐渐儒家化。一、礼法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线和根本特征儒家继承了奴隶社会强调宗法血缘的传统,主张“亲亲,尊尊”,代表着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法...     

春秋时期的金文家训与世族的生存之道

春秋时代社会政治斗争激烈,贵族世家的亡族覆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了维护本家族的生存,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一种虔敬惕惧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当时的贵族在铸造青铜器时,在铭文中加入了类似后世家训中训诫子孙的内容。这些内容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进而对后世家训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论

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论赵振英（一）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对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关系的认定。但是，这仍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充分的论证。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它跟...     

论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

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是目前我国文论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本文认为,中西文论的特点是由中西哲学文化在精神上的根本差别决定的。文章试图通过对这些差别的分析,来寻找和提取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话题,同时,联系以往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些为中西文论开展对话、走向融合得以顺利进行应该值得注意和避免的问题。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融合

工业社会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在与人的行为和行动相关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从基础性意义上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管理制度是人为建构的,而社会制度在生成和演进中则具有某种自然色彩。所有制度都与文化密切相关,但社会制度的文化特征更加鲜明。随着风险社会的降临,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变革的任务被提出来,而且具有很强的迫切性。制度变革从属于风险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风险社会的制度构建与工业社会不同：在思维方式上,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在制度性质上,用合作制度置换民主制度;在表现形式上,以制度融合的方式统一为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