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工匠援建日本东大寺论考

东大寺初建于奈良时代,平安末期毁于战火。此后在东大寺重建过程中,由于日本工匠无力修复,总负责人重源委任中国铸造师陈和卿为总技师,陈指挥两国匠人采用当时中国先进技术复兴东大寺。1196年,明州工匠伊行末等四人雕造了南大门雌雄二狮。关于中国工匠的身世以及东大寺所用石材,近来备受关注。文章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指出：明州工匠为东大寺的重建做出重要贡献;雕刻石狮子所用材料出自于鄞西梅园石。     

日本的平城宫遗址与天平文化

平城宫是日本奈良时代的皇宫 ,位于今奈良市的北部。平城宫遗址的发掘成果以及同时代的文化遗品向今人展示了以天平年间为中心形成起来的天平文化。宫城的布局、寺院的建立、东大寺的大佛开眼、大唐和尚鉴真的东渡传法、佛书的抄释、佛像佛绘的制作以及第一部史书的编纂、第一部歌集的完成 ,还有早期的铜钱、二彩瓷器等等 ,都说明了天平文化是在接受了大陆文化的影响之下的再创文化 ,同时也反映出了天平人汲取大陆文明精华的不懈努力     

蒙古族鲁土司属寺东大寺《西游记》壁画内容与粉本考辨

明清时期,西北蒙古族鲁土司在其驻牧之地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东大寺即是一例。该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主体建筑已毁,仅存鲁嘉堪布活佛官邸一处,其佛殿内壁绘有两铺清代时期《西游记》故事壁画。文章在分析东大寺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对其《西游记》故事壁画的绘制时间、整体布局、绘制内容、粉本特色等加以考辨。     

日本假面的历史

(一) 前言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假面,如绳文时代的贝面、土面;飞鸟奈良时代从朝鲜传入的伎乐面和比伎乐面稍晚些从大陆传入的舞乐面;平安镰仓时代由寺院的法会、修正会中演变而来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行道面、追傩面;室町时代的能面、狂言面;民间     

谈“妮”的产生及词义演变——从福娃“妮妮”说起

现代汉语中“妮”是一个常用词，它的出现和尼姑的“尼”关系密切，与佛教的传播发展密不可分。寺院经济中的奴婢制度使得“尼”和“婢”的关系十分密切，“尼”和“婢”可以互相转变身份，出现二者名异而实同的现象。“妮”当是在“尼”的身份一变而为“婢”时，为了指称这种有别于其它来源的奴婢时造出的新字。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观察一下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化,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必然是在同一时代繁荣并茂。在非常“现代化”的时代中,颇为传统的东西也会复活。而这里所说的“现代的”由于是指在各个时代发生的,而且在当时又是受到外国文明影响的东西,所以它们并不是所谓的现代主义。例如,奈良时代的寺院建筑,就     

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

法进是鉴真和上弟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位,其不仅与鉴真同样位至大僧都,而且还继承了东大寺戒坛院和唐禅院,在奈良时代的佛教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戒律思想传至日本、最初展开的时期,朝廷对鉴真僧团极为期待。法进跟随鉴真和上同心协力,不负众望,大力推动了戒坛的建立、授戒的展开、经论的讲读、经典的书写等。此外,法进本人也携带大量经论赴日,倾力于戒律思想的传播。鉴真僧团结识当时的实力者即以光明皇太后为首的藤原仲麻吕等藤原一族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法进功不可没。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多的 ,但就中国历史而言 ,奴婢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相适应的情况 ,同时也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时尚的影响 ,并不直接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化的程度 ,也不直接反映奴婢社会地位的实际状况。从张家山汉律有关奴婢法的内容来看 ,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 ;生命得到基本保证 ,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庭中的子女 ;奴婢免良的渠道不限于国家诏免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由此可见 ,西汉时期由法律规定的奴婢的生存状况比之殷周有了很大改善 ,和希腊、罗马时代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     

日本律宗文献《传律图源解集》研究

《传律图源解集》是日本江户时代东大寺僧人亮然重庆所撰写的一部佛教律宗传法谱系著作.此书广泛采集中日两国的史料,梳理了律学的传播源流及律宗僧人的师承关系,尤其凸显了宋代资持派及日本东大寺一系法脉的兴盛,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具有辑佚、补史等多方面的价值.     

从法律角度看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

本文依据简牍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汉代政府经常下令释放奴婢、汉律对奴婢人身生命安全的保障、对奴婢性权利的保护、汉律主人犯罪奴婢不连坐、生活中奴婢衣食健康受到保护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汉代奴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     

《二年律令》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初探

探究汉初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可以对汉代关于奴婢的法律思想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关奴婢的法律规定的分析,使视奴婢如财产、限制奴婢与平民通婚、主张奴婢犯罪主人不连坐等法律思想十分清晰地体现出来,它们构成了汉初有关奴婢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身受"大清律例"压迫的贾府奴婢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为了更好地驯服、剥削、奴役奴婢，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制定了一系列镇压奴婢的反动政策。《红楼梦》对康雍乾时期统治者掠夺、圈禁和镇压奴婢的血腥现实进行了艺术的扫描，深刻地揭露了“大清律例”——奴婢制度的吃人本性。     

对汉代奴婢放良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考察汉代奴婢放良问题,对秦汉奴婢问题的揭示不无裨益。主要从汉代法律、诏令及史实三方面,分析了汉代奴婢放良措施,并就放良奴婢的善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浅解,以供参考。     

秦汉“亡命”考论

"亡命"多理解为逃脱名籍,从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来看,"亡命"因犯罪逃亡,其名籍犹存。"命"通"名",作定罪或罪名解,"亡命"乃因罪逃亡。"亡命"是亡人的一部分,指亡人有罪者。亡命者增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东汉时期频繁赦免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罪人逃亡。     

从唐传奇看唐代的私属奴婢

奴婢作为有唐社会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唐代的许多重要文献 ,均对唐时的奴婢制度作有详细的记载。除此之外 ,唐代众多优秀的小说家也把目光纷纷对准了奴婢。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 ,即从唐传奇中撷取其丰富的资料 ,来探讨盛世唐朝私属奴婢的来源、役使、地位等情况。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密切交往,尤其中国盛唐,正值日本奈良时代,日本不断派出仪容盛大、人数众多的遣唐使,可以说是中日交往的黄金时代。①随使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不畏艰险,渡万里惊涛来到长安,如饥似渴地吸取唐朝先进文化。特别是吉备真备两度来唐,留学十七八年,“研覃经史,该涉众艺”;②才华横溢,播名于唐,回国后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在输入、吸收、汲取中国文化,推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他是日本奈良时代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臣。本文仅就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所     

唐代中原与边地部曲比较研究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比照分析,唐代同时存在于中原与缘边地区的部曲虽名称相同,但属性不同,身份迥异。中原部曲属于具有良人身份的军人,边地部曲则是与奴婢、牲畜为伍的贱口;中原部曲用于随主征战或做将帅、官僚的武装扈从,边地部曲则被用于除征战以外的家内役使、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甚至被寺院役使;中原部曲隶属于相对狭小的官宦集团,边地部曲的拥有者遍及社会各个层面。     

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

北周武帝释放奴婢，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有战争、民族矛盾、自然灾害、少数民族落后等诸原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之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好，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     

哀其不幸 怒其不忠——《阅微草堂笔记》的奴婢观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奴婢的悲惨遭遇非常同情,对他们非人的生活环境时有表现。但同时对奴婢的种种恶行又极为不满,不断指责奴婢不忠于主子。之所以他会形成如此矛盾的奴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纪昀对清代奴婢制的揭露是不彻底的,他自始至终没有怀疑和否定过奴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