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价值功能、限度审视及调适路径——基于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的实证分析

高校图书馆是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重要的“主战场”,对于促进红色文化资源高质量传播与发展具有较强的“先天”优势。文章构建了“资源定制”“内容运营”“传播推广”“空间建设”四维分析框架,同时综合运用质性研究法、虚拟民族志、案例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实证方法对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价值功能、限度审视及调适路径展开系统“深描”。研究发现：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具有“教学科研”“思政教育”“宣传推广”“实践体验”等方面的价值功能。但对中国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现状予以“刻画”,进一步发现中国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存在资源定制集成程度与精准化程度有待深化;内容设置与服务功能有待优化;传播与推广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空间建设的规范性有待强化等几类较为典型的现实困境。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从优化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的科学性;促进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活动的内容运营优化;强化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联动模式;推动红色文化空间的实践升级及服务能力提升等路径安排优化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以期为高校或者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与发展水平提升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具有重要的原创性贡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思想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注重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命题，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基本原则，在践行“七个着力”中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在科学把握“两个结合”重大意义与内在规律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落脚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问题与路径创新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面临“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代表性断裂”、“腐朽文化的侵蚀与包围”、“人民性有待加强”等严峻问题。以先进性建设为引导、以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为根本、以中国梦为中心、以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厚植党内政治生态文化,以制度为根本、以纪律规矩为手段,着力构建“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文化体系与显性规则文化体系,是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及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性路径。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变”与“不变”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伴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历经“文化翻身”“文化改造”“文化反思”到“文化自信”的不断跃升。这些跃升,深刻反映了不断进步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持续影响,深刻反映了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既有形式的变化,也有内涵的变化。但这些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并没有背离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核心思想,在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中,始终坚守着一些不变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方向没有变,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根本保障没有变,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根本方法没有变。     

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甘肃特色文化“走出去”机制路径分析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甘肃省积极建设活力丝路、创新丝路,推动甘肃特色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在文化“走出去”视域下,甘肃特色文化对外传播是提高国家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甘肃省地方发展、助力甘肃特色文化传承传播和交流发展的需要。甘肃特色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民间性、多样性和共生性的特征。文章以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为分析工具,提出甘肃特色文化在国际传播中须结合时代发展,构建包括多元协同合作的传播主体;创新文化成果、打造文化精品;丰富传播载体、拓宽传播渠道、开展智慧文化传播;找准关键传播对象、辐射传播效应;不仅“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向世界展示陇原大地的多彩文化,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贡献甘肃智慧。     

毛泽东先进文化建设思想主要内容论析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建设思想,为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先进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指导方针;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先进文化继承与借鉴的根本途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先进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基本方针;关于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根本方向。     

三代领导人与我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

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我党对文化建设内在规律的把握;我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我党对文化建设历史地位的认识;我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与“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标志着我党找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有助于中国文化建设与世界开展文明对话,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论建设

从如下一些方面论证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论建设:应当把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人的文化身份定位在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对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进行宏观的辩证分析,提出“以我为本”、“为我所用”、“合而不同”和“优化组合”的原则;根据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实际需要,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代的西方文化进行鉴别、审视和选择;并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一致性作为衡量先进文化的标准和权威性尺度。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从文化定义看“3·15文化”

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确立和建设“3.15文化”,对进一步提升当今中国的消费者维权运动的档次和水平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但当今流行的、具有传统研究色彩的“文化”定义,并不适合于研究、确立和建设“3.15文化”;通过对文化概念进行概括的分析,提出了新的“文化”定义,并由之出发,对“3.15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基本特征和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行了基础性的理论探讨。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中国青年多任务价值空间:一项多任务行为和逻辑的经典扎根研究

文章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研究了大学生和家长两个群体的多任务认知和行为，对多任务行为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补充和更正。首先，文章所发现的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弥补了目前多任务行为形成机制的文献真空状态。其次，文章首次提出了“时间价值空间”的概念，并发现了同一国家文化下的时间价值子空间的存在。第三，研究中发现目前我国的多任务行为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早期学者对外国文献的注译，存在与我国国情不相符合的问题。文章中提出的多种时间价值子空间并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外国文献的观点，纠正了外国主流文献对中国时间观文化的误解。      

纵横交错: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的本源维度

为研究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问题,从现代性的“时”与“空”、中国崛起的“理”与“势”、中华文化的“里”与“面”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无法回避“古今中外”4个字,其中蕴含个人与民族国家、道德与知识等现代想象,以及其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等,它们相互遮蔽和映射,构成了一个冲撞的巨大镜像,冲撞本身具有的“纵横交错”结构,是理解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的本源维度。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历程、成就、贡献与经验

新中国对外贸易70年发展强大的过程,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曲折探索（1949～1977年）、改革开放不断扩大（1978～2011年）及深刻变革和创新发展（2012年至今）3个阶段。7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和进出口平衡在整体上不断完善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也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研究总结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就与贡献,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经验:实践方面,中国坚持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变革的与时俱进,独立自主与积极参与国际交换相结合,后发优势与大国优势相结合,适度市场保护与不断扩大开放相结合;理论方面,在国际大循环与市场多元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兼用互补、“大经贸”战略、综合平衡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方面总结经验,丰富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思想。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是互利共赢的,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对外贸易结构、发展模式,完善国际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是中国对外贸易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做无愧于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大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思政课教师做好“经师”和“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是新时代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需要思政课教师强化守正意识和创新意识,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启迪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培养一代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思政课教师要强化资政意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要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上下功夫,要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不断书写教育事业的壮丽篇章。     

国家治理财政学:学说渊源、理论基础及主要特征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既受到外来理论的深刻影响,又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财政实践中打上了中国国情烙印和时代特征。“国家分配论”受到来自苏联理论的深刻影响,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运用计划模式追求工业化紧密相关,强调中国财政的生产建设性。“公共财政论”借鉴西方现代财政理论,又与改革开放中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经济增长相对应,强调现代财政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性。国家治理财政学将是中国汲取中外财政相关理论成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的财政理论探索。该理论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视角对财政现象进行观察,对财政主体、财政客体、财政目标和财政过程进行全面研究,为新时代发挥财政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条件与对策

比较优势理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国际分工的最重要的理论。近年,某些发展中国家在适用这一理论时出现了一些对进一步发展不利的形势,理论界称之为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本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基本遵循了比较优势原理而没有落入所谓“陷阱”,这与中国经济本身的条件和中国所执行的发展策略是分不开的。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     

中国外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错位与出路

中国的外语教学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面临新的挑战。依据布朗(H.Douglas Brown)的移情说和教育心理学的动机说,对当前中国外语教育中文化教育的现状进行评析,可以看出在强调目的语文化和忘却"母"文化的一元论教育思想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出现了在一种虚拟的跨文化交际中逐渐丧失自己的文化、淡却自己的文化身份的现象,不知不觉走进了文化全球化所挖掘的陷阱。因此,外语教学的文化介入需建立在文化平等的基础上,既要避免文化教育西化,也要避免母文化本质化和绝对化,应该在两极中寻求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