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思考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尽管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但和西方国家竞争和顾客导向的运行模式还是不同的，中国政府还是偏向组织内部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因而外部竞争机制建设滞后。不过科学合理的民众参与机制的构建有助于打破陈旧的绩效管理模式，最终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与社会: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

在单位体制下,我国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形成"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依附链条,也导致了"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链条.单位体制的弱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经历着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重新定位,要积极推进民间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众基础及其改善

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民众的监督与支持是这一实践产生并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分析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众基础状况,探究这一基础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影响,并针对民众基础发展的瓶颈提出了改善措施.作者指出,在目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众基础相对薄弱,民众监督政府的意识与行为欠缺;而民众的持续监督与支持不但有助于政府形成公共责任机制,而且也能从政府外部为这一实践的推进提供积极的社会和舆论基础.薄弱的民众基础是中国政府绩效评估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阻碍,它不但不利于绩效评估的健康推进,也不利于这一实践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改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民众基础.     

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与族际政治互动

在利益分化渐趋深入特别是各民族间的利益差异越发明显的情况下,以利益竞争为核心的族际政治互动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正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应以和谐理念为指导,通过制度建设实现族际政治互动的和谐化,最大限度地提升族际政治互动对政策制定的正面效应,降低甚至消除其负面影响.     

法律解释的互动

法律解释涉及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法官解释,法官在法律解释中解释法律和事实,并构建裁判规范.法官的解释具有超脱性.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偏向性.当事人也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自主性和任意性.在法律解释中,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制约着法官的解释,他们通过法律论证实现法律解释的良性互动.     

浅谈树立临沧民众生态自信的政府引导途径

临沧,作为拥有生态优势的欠发达地区,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树立民众的生态自信,向生态要效益,共同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树立临沧民众的生态自信有赖于政府和民众两个主体的共同努力,政府引导是基础,民众积极参与是必要。政府引导要在六个方面着力,要划定更严格的地区生态红线;要合理规划和开发;城、镇、村建设要实行绿色化、特色化;要严格招商选资,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要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强监管;要提高民众的生态意识和参与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中的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以1953年河南省内乡县春荒为例

在接连遭遇了水灾、旱灾以及虫灾等诸多灾害后,1953年4月,河南省内乡县境内再次遭受霜灾和旱灾,庄稼严重受损,粮荒问题严峻。时值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面对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民众和地方政府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也势必受到影响。     

试论"政府诱导"与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之养成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民众思想纳入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轨道,一方面对民众进行“物质利诱”,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对其灌输“脱亚入欧”、“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受害(补偿)”、“天皇神国(武士道)”等思想。日本民众因这种长期的“政府诱导”而形成的“军国主义心理”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奠定了“民众基础”。正是在这种“军国主义心理”的驱使下,日本民众甘心情愿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彻底清除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义和团事件看清末中国民众社会心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进一步公开化和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社会地位。中国民众在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展开了反教活动,其中包括了当地士绅的支持。反教后来演变成义和团运动狂热的排外,反映了中西宗教、文化在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抗拒心理和意识危机。     

舆论监督中媒体与政府的和谐互动

行使监督权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然而,现实却是媒体监督阻力重重,发生了诸多不愉快的事件,产生很多不和谐之音。面对监督这一题目,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人民代言人的媒体,必须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同时,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共同打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实现和谐互动。     

论政府与民众联动的危机参与模式——贵州省修文县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危机的社会动员和参与为切入点，在比较危机参与两种理想类型的基础上，结合贵州凝冻危机中修文县的社会动员和参与状况，提出了一种更为有效、全面的危机参与模式：政府与民众联动模式。为了满足公共危机中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更好地发挥“小政府、大社会”的优势，要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规章制度等方面来推进体现多元共治的政府与民众联动型危机参与模式。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如何利用良好的公共政策应对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对突发性危机的解决和管理来源于运行高效、配合紧密的危机管理机制 ,这一机制的构成包括有效的行政体制、财政体制以及透明、公开的信息系统。本文主要对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政策路径进行了探讨     

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解读《清代地方政府》

社会互动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地方政府的活动中表现得格外复杂。我们以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为基础。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清代地方政府的活动进行分析，可揭示出县官、吏员、民众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以覆由此导致的清代地方政治特色以度引发的社会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辽宁省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的互动与整合

本文以电子政务建设和政府管理创新为切入点,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创新的推动作用,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与整合关系,两者在互动与整合中共同发展。在分析辽宁省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的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制定的价值理念嬗变与时代面向

完善、确定的法律制度是法治的根本和基础,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需要法律进行调整的领域都要有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制度可以遵守和依靠,即法律制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制定的关注点常常是改革的焦点,法律制定既是改革任务在法律上的体现,又是法律本身对社会需求的自觉回应,法律制定的价值理念嬗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理念的特征是迅速制定恢复社会秩序的法律规则,让国家治理"有法可依",而到了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阶段,法律制定理念随着党和国家重心任务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而更加突出法律的保障功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价值理念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价值理念应秉持以人为本,将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项,尽可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围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制定法律;把法律制定与改革实践的重大决策和措施紧密结合起来。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不作为的法律救济

明确相对人是否享有请求行政机关制定文件的私人公权利是对文件制定不作为进行救济的前提问题.裁量权收缩论是该请求权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对行政便宜主义和自由裁量论的检讨.但法律保障"具体危险",对于一般的"抽象危险"不提供救济.在请求权的基础上应该允许相对人直接针对文件制定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并不能因文件制定不作为直接获得国家赔偿.     

走向良性互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探讨

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长期的合作历史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政府要转变观念,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合理定位;加快职能转变,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完善法律体系,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科学规划,引导非政府组织有序发展;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为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非政府组织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规范非政府组织行为.非政府组织要培养志愿精神、利他主义和使命感;主动和谨慎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和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在与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保持独立性,增加代表性;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确保非营利性,提高公信力.     

从口述史视角看百团大战后革命根据地的民众动员

百团大战后,中共领导的抗日事业面临严重困难。亲历者的口述回忆资料表明,当时,中共在根据地推行的多项措施,都促成了根据地农民的精神解放,根据地农民因之而成为中共抗日事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共当时的困难局面,由此得以扭转。     

公共危机中如何实现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各种灾变和危机频发的国家,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往往做出关键决策的主体都是政府,公共危机中政府扮演的是主要角色,而新闻媒体则是政府对外传递信息以及与公众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可以运用新闻媒体,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公众;媒体同时也可以向政府反馈大量宝贵的信息和建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媒体可以说是政府和民众两者的共同＂代言人＂。这就要求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需要积极加强与新闻媒体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实现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族群互动中的法律多元与纠纷解决

习惯法的研究是在一种对他者的界定和观照下产生的.族群互动的常态是族群之间的相互往来与沟通,并要求以族群的多样性存在为前提.现代性概念下的社会变革使地方性生活的封闭性趋向于一种自我的瓦解.法律多元的概念所依据的解决纠纷的规则是地方性的习俗和惯例.今天中国的法律人类学需要为法律寻找到文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