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与垃圾短信的法律规制

垃圾短信的泛滥已非“专项治理活动”所能解决,对垃圾短信的规制需要更加综合性和体系性的法律措施。现行法律规范主要从“内容”界定来规制垃圾短信的方式存在缺陷,应考虑以个人信息保护为切入点,结合“行为”的角度来规制垃圾短信。具体而言,应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框架下,规定个人信息合法收集者的保密义务、非法盗取者和非法传播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同时,加强垃圾短信治理专门法规的建设,对运营商、SP等主体进行规范;并且在特别法立法完成之前,积极利用普通法的一般保护手段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遏制垃圾短信的泛滥。     

垃圾短信侵权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和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手机短信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方式。但垃圾短信的出现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各种不必要的烦恼,垃圾短信通常包含虚假和欺诈的广告宣传、传销、骚扰、色情和封建迷信等内容,这些垃圾短信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手机用户都曾经并继续遭受其骚扰,甚至出现了诸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以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良现象。当前,我国对垃圾短信规定还很不完善,为促进和完善我国在垃圾短信侵权问题方面的法律制度,笔者试从垃圾短信的界定、垃圾短信侵权的主体、客体等几方面来论述有关垃圾短信的侵权问题。     

自我监督的限度——以中国电信自我监管短信群发业务为例

治理垃圾短信问题的核心在源头,作为垃圾短信群发业务源头提供商的中国三大移动通信服务商同时又是此业务的监管者,三大服务商能做到自我监管吗?本文通过以央视曝光中国电信"监守自盗"为例,提出"三利人"模型。该模型认为中国电信同时具有"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的三重"企业人格"。作为"三利人",它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本性,以维护政治利益为原则,以照顾社会利益为补充。根据"三利人"模型,三大服务商能做到自我监管,但这是有限度的自我监管:当前垃圾短信监管不力导致屡禁不止是由服务商追逐经济利益决定的。但是垃圾短信又不会过于泛滥,因为通信运营商还受到政治红线和社会底线的双重约束。     

手机短信诈骗及治理对策

随着手机短信业务的发展,利用手机短信进行诈骗的现象也频繁发生。短信诈骗行为的泛滥,不仅严重侵犯了人们的财产权益,而且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手机短信诈骗,应强化监管和打击,建立和完善手机号码实名制和储蓄实名制,加强宣传教育,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     

论集资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四种集资犯罪,并大体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犯罪类型体系,以实现对于集资犯罪的规制和打击.但是,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不合理、不完善、不科学的地方,因此,在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对现有立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修改.     

试论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

网络的发展使得一个新的犯罪类型--网络犯罪应运而生.我国现行刑法对网络犯罪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犯罪类型较新、相关理论相对滞后和不完善,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不能完全适应打击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本文在介绍我国网络刑法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立法改善的建议.     

踢爆最新手机短信骗局

近两三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短信陷阱的曝光和政府部门的打击,一些简单的短信陷阱受到了遏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短信陷阱仍然盯着手机用户的荷包,在不断翻新着花样. 在短信陷阱不断"升级换代"的时候,消费者应该增强防范意识,其实短信陷阱万变不离其宗,在此,特曝光一些常见陷阱短信,让那些有潜在中招风险的手机用户能绕过雷区.     

完善国家安全刑事立法 巩固国家安全法律基础

目前,我国现行国家安全刑事立法体制还不适应新形势下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客观需要,尚需进一步完善。为此,我们要从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完善,以巩固国家安全的法律基础。制定系统、科学的国家安全战略,完善国家安全刑事立法体制,提高国家安全刑事立法技术和立法水平,注重国家安全刑事立法与相关法律以及国际法的衔接。     

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立法的思考

我国现行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未能成为立法的主要方向、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等问题。应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立法，制定资源综合利用基本法及其配套法规，以利于该法律体系的实施。     

蹋爆最新手机短信骗局

近两三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短信陷阱的曝光和政府部门的打击,一些简单的短信陷阱受到了遏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短信陷阱仍然盯着手机用户的荷包,在不断翻新着花样。在短信陷阱不断“升级换代”     

捐赠关系中的受赠主体研究

捐赠法律关系中的受赠主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受赠主体作为一种社会法律现象,通过网络募捐、短信募捐、校园募捐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涉及受赠主体的诸种现象中,有的受赠主体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有合法性基础,而有的受赠主体则不是法律规定的受赠主体,没有合法性基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现行的捐赠立法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现阶段,应当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或成果,整个捐赠关系应紧紧围绕受赠主体,从主体范围、捐赠强制到财产监管等,都须进行制度化的规范与运作,完善我国捐赠立法。     

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制度困境——再谈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情事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已被大多数先进法治国家的判例、学说与立法所确认。然而,我国《合同法》并未采纳该原则。由于此立法缺漏的存在,不仅凸现出制度本身与法的价值理想的矛盾与冲突,而且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混乱局面的出现。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确立该原则。     

应确立被害人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援助对象

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对象并不包括被害人,这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本文拟从刑事诉讼原理的角度和世界刑事诉讼对被害人保障性权利的重视的发展趋势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当前我国有关法律援助的立法进行理性分析,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被害人法律援助立法有所裨益。     

《传播净化法案》:美国对色情网站的控制模式

以美国1996年颁布的《传播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简称CDA)为分析对象,评介其缘起、内容,以及所引起的违宪争议,可以了解美国政府通过法律途径限制网络色情所遭遇到的困境。但美国网络色情的控制模式对我国的网络传播净化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模式可以总结为以技术手段为主导、网络素养教育为基础、政府立法为保障、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的“综合管理”模式。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区域协同立法之完善——以《酉水河保护条例》的立法模式为例

区域协同立法已成为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举措。这一创新的立法模式也面临着一些难题,譬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区域合作协议缺乏法律效力、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公众参与度低等。《酉水河保护条例》立足区域实际,对上述问题均作出了针对性回应和破解,为广泛推进区域协同立法初步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鉴于《酉水河保护条例》的经验和掣肘因素,建议从完善中央立法、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凝炼协同立法共识、完善协同立法程序制度、保障区域合作协议效力等措施着手,综合推动区域协同立法的完善。     

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研究

行政程序立法在我国尚处于薄弱环节,但是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法律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需要完善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在对行政程序违法的主体和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程序法律规定和责任判定进行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存在责任规定缺失、责任规定有失规范、责任形式不完善等问题。为了完善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首先要健全无效、撤销、补正等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次应完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论拾得遗失物的法律效力--以比较法为视角

自古罗马法诞生以来,世界各国的民法就对遗失物拾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立法的体例和具体的内容各有不同.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作了规定.由于我国民法中有关遗失物的规定过于简略,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本文将在对大陆法系的各国立法例对遗失物拾取的法律效力进行详述的基础上,为我国拾取遗失物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美国网络欺凌立法及其启示

近年来网络欺凌现象日益严重,且在青少年间更加普遍.目前美国对于网络欺凌的立法相对完善,明确了欺凌者的法律责任、受害者的救济权利、学校的安全教育和管理责任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在法律上明确网络欺凌的法律责任,完善受害者救济权利,进一步加强学校的教育和监管功能,同时引导父母协同配合,构建应对网络欺凌的法律制度.     

论补贴与反补贴中的专向性标准

专向性问题是反补贴法律制度需要确定的重要标准之一。研究补贴的专向性不仅是补贴与反补贴之间关系协调的需要,同时补贴专向性问题对于补贴和反补贴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本文主要基于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于补贴专向性问题的规定,通过结合相关立法沿革及专向性评判标准之分析,提出了笔者对于补贴专向性标准的总结和评价,以期对补贴制度、反补贴制度以及补贴的专向性问题作出一个清楚的概括和探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