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崛起的文化变革——重读黑格尔《历史哲学》兼评臆想的“反‘欧洲中心论’”

中国走向现代化,首先应当是文化思想的现代化。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有一个＂父道＂的政府,是一不断重复循环且没有进步的社会,中国人不懂得尊严的意义,国人没有独立的自由意志,中国缺乏权利义务的对称性。今日再读,犹能从中得到许多启迪。但国内学者却将黑格尔的评述,歪曲为＂欧洲中心论＂。这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有关内容的误读。究其原因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对待欧美学者的批评意见。只要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的分析中提出批评或批判,国人均缺乏理智判断。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对待西方学者思想观点的态度。     

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理论,是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本文将这一史学思想放在近现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坐标轴上进行此照性剖析,并揭示了这一思想所蕴含着的深刻意义,既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是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历史学或历史思维的确切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家研究的方法在于主体与对象沟通,是一种过程性的思想对话等等。由于柯林武德这一历史哲学体系对于史学认识论作了系统、深刻的研究,因此这一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舆情概念辨析

＂舆情＂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但又缺乏普遍共识的本土概念。本文对中国历史上舆情一词的缘起、运用、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舆情概念的界定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舆情＂与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的关系及区别。     

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一 “东方现代化”问题的提出 提出“东方现代化”这问题，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社会”无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在中世纪时代，地中海曾被看做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     

历史"通变"思想的深入与嬗变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试论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积极作用

本文否定了基督教引起欧洲中世纪史学全面倒退的陈说，认为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对世俗历史的扼杀，但同时也对西方史学观念的变革有着某些积极的贡献。     

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中的"夷夏观"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也谈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历史主义思想中的精神、自由历史和当代性是其理论的史学价值所在。克罗齐把精神等同于全部的实在,把世界纳入精神之中,认为精神之外别无他物。精神不断丰富自身和超越自身的活动就是历史。人通过精神,也只有精神才能让过去的事物以活的方式展现出来。人通过精神对过去事物的反思,才能达到对自身认识的不断进步,对自由不断追求。其史学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年鉴学派总体历史理论的特点及其启示

年鉴学派是享誉当代西方乃至世界史学领域的重要史学流派,在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总体历史理论。这一理论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从而成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巨大。     

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史家品德和史书公正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明代学者从对作史之难的探讨出发,不仅对史家＂心术＂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使之逐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术语,同时,他们还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明代学者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前人对史学的认识,同时亦引起后人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

Abstract：

The historian’s morality and the impartiality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re widely regarded as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ography.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com-piling historiography,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 hav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Xinshu＂and gradually make a nomenclature of it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They also consider that the historical work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public benefit of specifying ＂Gongyi＂,while the historian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holding ＂Gongyi＂.These discussions have enriched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and have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ety.Through an elabor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f ＂Xinshu＂ and ＂Gongyi＂ of 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an eval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will be made.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

《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实录"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融入了实录精神。许多优秀的历史撰述成果由此诞生,从而使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向真理的方向前进。     

审美视野的《大秦帝国》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最大的革新是精神理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明史观与创作理念的颠覆性和挑战性;二,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将议论、历史考评文字作为小说构成要素;三,立足于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起点,形成和确立了＂历史发展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审美判断,形象地呈现了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作者对议论思辨、考证文字的运用,成为《大秦帝国》这一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有些繁多的考证文字和图示,容易冲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予读者的审美意味;最后的＂祭秦论＂部分,在与整部作品的情感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性、人物事件的连贯性与加深、提高、升华作品的历史哲学意味方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因而,只能作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存在于世。     

With the dragon as a foil： American imagining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从18世纪晚期一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一直把中国想象成为与自己形象相对照的“他者”。对中国的这种“他者”想象反映着美国人自己的恐惧、渴望和向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帮助美国人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地位，是美国自我审视、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因而具有深刻的自传性质。美国应放弃在自己的观念和利益框架内理解和想象中国的方式，真切地了解和体会中国人的感受、欲望和抱负，从而使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能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基础。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乾嘉时期史学家论史书叙事之美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的集大成时期。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之美的探讨上,自觉区分了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他们主张史书叙事的熔裁与锤炼。在阐发叙事之美的内涵时,乾嘉史学家充分肯定了＂情＂在叙事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强调＂情贵于正＂,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Abstract：

The Qia-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is a period when brilliant achievement is made in 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 books.The historiography theoreticians and textual historians distinguish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n propose ＂narrative as painting＂——the theory of the state of lively narrative.They argu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genres and polishing of narrative as well as tact,grace and rhythmical prose with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adopted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Historians affirm that ＂feeling＂ in the aesthetics of narrative is very important.They also emphasize ＂feeling requiring justice＂and prudent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eel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torians.     

论古希腊史学认识中的理性方法

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史学 ,一方面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了史料批判 ,以弄清历史的真面目 ;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尽可能作出了合乎理性的解释。从这两个方面体现出的理性方法 ,奠定西方史学认识中的理性传统     

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

本文非但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和主要规律,以及几点基本估计的视角和层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历程与本质,以及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理性回顾与阐释,而且亦从唯物史观和史学创新,以及人才和学风等角度,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作了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秦汉的统一与罗马的征服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中西古代文明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汉帝国在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境内众多的民族和地区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则主要采用征服的手段进行统治。统一与征服表现出中西古代帝国内部结构上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在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颇具特色的统一性,而这一特点是古代西方文明所没有的。     

“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

19世纪以来,备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的马汉海权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剑与火”的海权战略一直影响着欧、美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意识或海洋意识,是一种与西方海权思想迥然不同的“郑和模式”.这种模式的“文明海权”是建立在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以传播中华文明和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也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中的一种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