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事不再理原则看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一事不再理原则蕴含多重价值理念,因此受到世界各国推崇。我国未确立该原则,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与该原则存在着冲突。我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相应地改革刑事再审程序。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存在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和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两种表现形式。二者具有共性,但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更符合我国的实际。该原则有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及例外。为了顺应刑事诉讼国际化标准,我国应根据国情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据此彻底重构刑事再审制度。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事、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问题研究

刑事再审程序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其启动应受启动理由严格性、有利于被告、不告不理等原则限制。我国的再审程序着重于追求实体真实,既判力在我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再审程序的请求启动主体错位,启动理由缺乏可操作性,启动次数“无限”、时间“不限”、范围“不限”等方面。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应对传统的“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等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刑事再审理论体系,使得包括“一事不再理”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则得到确立和普遍承认,使得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确定力和终结性等基本观念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使再审程序成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的可操作性程序。     

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探析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刑事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已在许多国家的司法体系中得到了确认。本文试图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探讨,进行重新审视,为将来完善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规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重要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刑事法律中,不但存在这一原则的缺位,而且有许多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内涵相违背的规定。在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思考。     

论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以刑事诉讼法为例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如指控范围窄于《公约》要求;平等、公开、公正原则不能全面体现;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真正确立;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权利最低限度的保障达不到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真正确立等。同时,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对公正审判程序的保留情况,分析对我国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加入《公约》前对公正审判程序的构建。     

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源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在空间上,一事不再理原则只禁止在一个国家内对"同一犯罪"进行双重处罚;在客体上,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要件同一说"来解释"同一犯罪".但是,如果有新的证据或先前的程序中存在根本缺陷,可能影响案件结果,则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约束.为了使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符合<公约>第14条第7款的规定,我们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改革:设立数罪并罚原则的例外情形和改革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与例外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在学界和执法部门存在较大争议,原因在于"一事不再罚"原则并未在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完全确立,自立法之初就有天生局限性,其适用前提受到特定情形的限制,所以"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还有许多例外,为此,执法必须谨慎操作,立法尚需进一步完善.     

重复起诉问题探究

"一事不再理"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原则,其在民事诉讼系属中具体表现为禁止重复起诉原则,即禁止当事人另行提起与诉讼系属中案件相同的案件。但对于重复起诉之内容,理论上存在诸多争执。如何准确把握重复起诉的内涵和要件,则成为民事诉讼中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关键。     

刑事追诉权的限度之维——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审前程序中的合理定位

国家的刑事追诉权必须有限行使,一事不再理原则不能仅仅是刑事审判的原则,它应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刑事追诉权应有期限、有次限地行使,强制侦查手段一般不允许重复使用,撤销案件和不起诉决定后因同一事实对同一人再次侦查和起诉应原则上禁止,对例外情况下的重复追诉要有国家补偿。审前程序中的国家权力应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制约。     

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实事求是"与共产党人的人格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它不仅是共产党人的思想原则,也是共产党人的行动原则;它既是我们的理论、路线正确与否的检验原则,也是我们工作成败得失和共产党人人格与品行的价值评价原则,是党的优良作风。共产党人应当把实事求是作为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品行锤炼的根本要求,把实事求是内化为一种共产党人的先进道德和人格。只有这样,才能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要求落到实处,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呢”探析

现代汉语法界关于"呢"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语用的角度,重新考察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呢",认为它是疑问语气词,有时也能传达其他语用信息。     

班昭《女诫》再解读

《女诫》是一篇写给“诸女”的“家训”。由于“家训”类作品“拟想读者”对于作者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这类作品往往倾向于强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顺应,以教导子女全身远祸。因此,这类作品不可能表达作者的理想人格。把《女诫》当作女教的圣典是对这部作品的误读。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接受研究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在建国后长期被主流话语忽略和批判,后来随着“沈从文热”在海内外升温,“湘西世界”逐渐成为瞩目和神往的对象。这个世界是否“桃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桃源”情结是沈从文和读者共有的,是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期待。审美经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湘西世界”成了沈从文和读者自我救赎和抵抗异化的虚拟天地。     

论实践“三个代表”与“三讲”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建党纲领和行动指南."三讲"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共产党人要忠实实践"三个代表",必须做到"三讲".     

论谨慎性原则在新《企业会计制度》中的运用

新《企业会计制度》已在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实施,这对规范我国企业会计核算行为,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新《企业会计制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谨慎性原则的创新。新制度充分借鉴了国际惯例,对谨慎性原则的体现和运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谨慎性原则的充分贯彻实施为补充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会计核算问题,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解读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此前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多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批评.引入后殖民批评的一些范式,认为在九十年代东西文化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小说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巨大隐喻,通过对主人公放弃本国传统进入西方社会这条道路的否定,王安忆倡导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现代多元文化并存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建国以来"讲政治"及其特点

建国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讲政治.毛泽东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导向作用,但后来在讲政治上出现了偏差;邓小平实现了讲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和空头政治,赋予讲政治以科学涵义和新的要求;江泽民始终注意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把握全局,把讲政治原则提高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