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魏晋南北朝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自两汉设立察举、征辟等选举制度以后,便形成了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吏、大族共同掌握选举用人的制度.进入魏晋南北朝,汉代的选举制仍然延续,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出现了地方大族把持选举用人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化"的倾向.     

从《国语》所记“箴谏”活动看西周春秋的君臣关系

《国语》有大量内容记载臣子对君主的“箴谏”活动。这种箴谏活动,是以言说的形式对君主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和规劝或分析和建议。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箴谏活动中,《诗》《书》和所谓的“先王之制”及“古语有之”等传统资料被用作论据,臣子据此要求君主遵守礼制,加强德行修养,以为民（贵族）服务,由此对君主权力形成了较为强势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有关春秋中后期的箴谏活动中,臣子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博弈的理性分析,晓以利害,提出建议,供君主选用,更多地表现了臣子对君主权力的辅佐和维护。从这些箴谏方式的悄然变化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政治所具有的等级贵族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权力的增强。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传统谏德散论》序──略论古之“谏”与今之“批评、监督”

《传统谏德散论》序──略论古之“谏”与今之“批评、监督”罗立斌谏，古汉语；释义是：以正言直人之非．一正一直两个字，正是目的，原则性必须坚持；正是方法，灵活性可以研究。古代的“谏”，多是用于下对上、臣对君，所谓“谏柬者，别善恶以陈于君”。历来高明的统治...     

浅谈汉画像石与汉代“天人合一”思想

作为中华民族刻画艺术的瑰宝,汉代画像石以其丰富的内容、鲜明的风格向世人深刻地展示了汉代人粗犷豪放、充满活力的民族精神。汉画像石何以有如此雄浑博大之风,各家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单就其思想根源而言,汉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对此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影响。1在两汉,人们认为:人的行为的好与坏天都会有所感应,并降下祥瑞或灾异以告知人类;而天人感应的基础是天与人是同源、同构、合一的,天与人是同类。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深深地渗透进当时汉代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他们死后的生存空间———墓葬中也表露无遗。汉画像石作为构筑…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主文而谲谏”理论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及成因

“主文而谲谏”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重要的诗学理论。这一理论与汉代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汉代表面上儒生地位提高,可以纵论邦国济世之大道,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却找不到自己实现立功立德抱负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用解经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利。它是汉代士人在争取自己话语权利的过程中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妥协在诗学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是经学时代的产物。     

《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前现代社会两个不同时期的舆论传播形式比较

为了考察历史上的舆论传播形式,运用传播学理论,历史纵向地回溯先秦时期与秦汉以降封建社会的舆论传播形式,揭示舆论传播形式的合理性与文化繁荣度和社会稳定性的主面关系。认为:君主虚己纳言、郑人乡学议政、学派以论治世,是先秦时期多渠道的舆论运动形式;防民之口与君臣谏纳、君主微服私访与窒阻下情上达、民间横向清议与官方粉饰太平,是秦汉以降封建社会的舆论运动形式。舆论传播以思想意识的运动力量曾经促动了社会矛盾走向激化,成为封建王朝更替的诸多原因之一。     

集权、分权与治理: 行政派出组织的缘起、特点与影响

为了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对特定区域的治理,完成特定的任务,派出机关、派出机构以及派出官吏等形式各异的行政派出组织,利用自身＂虚位性＂、＂临时性＂、＂灵活性＂的特点,通过分权分散派往各地的派出组织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对地方的行政区划、监察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莽代汉的舆论考察

王莽从贵戚低层向权力核心靠拢并以和平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与西汉后期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汉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易姓改命"和"再受命"思潮渐为时人所接受，为王莽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王莽折节恭俭、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朝野内外颂声并作，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与支持，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其代汉是天命所归，王莽在舆论的推动下"不得已"完成新汉政权的和平嬗代。总之，舆论引导与制造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不奉诏”乃至于“奉诏不谨”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但在政治运作中,“不奉诏”却有着实际上的生存空间。“不奉诏”可以划分为“军中权宜”、“拒绝任命与赐予”、“为国持正”、“政令失御”等四种类型。它们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为国持正”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异议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古代“开明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当政者对“异议”有较高的宽容度。     

圣俗之间:《礼记·明堂位》的礼仪空间探讨

作为中国礼仪空间的典型形象,明堂建筑的外在形态与上古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关联,秦汉以来论说甚多,尤以当代学人研究详赡.而对以<礼记·明堂位>为主要文献的明堂内部空间叙事却触及甚少.空间要素如"门"、"墙"、"阶"、"位"与"向"等在先秦礼仪过程中,是内外攸分、正仪辨等标识身份、地位和权能的象征符码.它以模式化的空间叙事在种种仪式中,显示礼仪参与者之间亲疏远近、贵贱尊卑等社会伦理关系,实现了权力与秩序以及君临天下的空间功能.笔者借助仪式理论和考古建筑遗址复原图,尝试从仪式空间的角度对其进行微观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那些潜藏在"明堂"之"位"中的观念及其与明堂建筑的象征关联,从仪式空间的三个层面思考人们怎样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试述东汉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东汉统治者将民本思想作为其定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他们以“天应民心”为理论依据,提出“制君限臣”的实践理念,“足民”、“保民”、“治民”的实践措施,以及“以农为本”的操作原则,最终构建了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然而,民本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问题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