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与宪法解释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不仅具有丰富的宪法内涵,更具有深厚的宪法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合理的宪法解释,在实现基本权利限制之宪政目的的同时,还可以满足其价值变迁之需要;同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宪法解释,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当前法律对其规定之缺憾,还可以增强人们的基本权利宪法意识。     

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

限制基本权利不仅必然也是必须,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和比例原则等。法律保留原则旨在规制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主体,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是对宪法和法律限制基本权利内容方面的要求,比例原则是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实施具体的限制基本权利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规则予以制约相应的国家行为。除此三原则外,限制基本权利还应包括宪法保留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和救济原则等。但宪法保留原则在目前中国不切实际,利益衡量原则可以成为比例原则中的内容,救济原则在时下我国更多是部门法的课题。     

公民基本权利的私法救济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重要的民事法律渊源,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应当获得私法救济.由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司法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种种原因,在中国法制环境下适用宪法直接效力说存在实践疑难.应当以一般人格权制度为桥梁,合理构建宪法间接效力的救济模式.     

“危急事态”和基本权利限制

国家在处于危急情势或存亡威胁时,可以通过限制基本权利来消除危机。但是,为了防止国家滥用危急事态权能权能,进而侵害人民基本权利,各国设计了各项程序性机制来控制危急事态可能的失范。具言之,国家采取的各项危急措施必须遵循基本权利保护的最低标准,以确保在任何时候人的尊严和价值都能得以维系和实现。此外,国家危急事态措施还须遵循正当程序,接受基本权利本质内容不受侵害等原则、比例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的检验。     

论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制度的加强和完善

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是宪法和宪政的宗旨和精髓。与前三次修宪相比,本次修宪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加强和完善了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制度。本次修宪有五条关涉公民权利宪法保障问题的加强和完善:尊重和保护人权、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社会保障制度、紧急状态以及土地征用制度,本文具体分析了其原因、具体内容及其深远影响。     

试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

宪法司法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意义重大.但是宪法在我国司法审判中仍未得到适用.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为在十二五期间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法法院的建立,并完善相关宪法诉讼制度,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法律保留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众法之母。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能体现对民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有学者把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制和“法治”状态对生命价值等公民权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使我们反思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缺失,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如何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鉴此,我们刊发周叶中、韩大元等著名学者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论比例原则在基本权利保障中的适用

作为公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比例原则与基本权利的保障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体现在,比例原则是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实质性要件。这意味着,任何对基本权利构成妨碍的干预措施,必须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实务中,判断一项基本权利的干预措施是否逾越了比例原则的限制,需要依＂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这一流程,并对照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进行检视。     

征收征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在我国的征收征用工作中时常出现侵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各界都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现实中侵权现象仍不断出现,公民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害始终得不到救济。本文拟从这个问题展开,探讨我国征收征用中相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问题。同时,征收征用中的侵权主要还涉及补偿问题,因而本文还将对补偿协商机制作一些探讨。     

浅议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

主要对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作了详细的阐述;并指出了在保障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有:公共权力严重侵害公民的权利;公民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权利受损缺乏可诉性;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尚存;监督机制缺位。针对我国宪法实施过程中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现状,笔者提出了如下建议: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具体措施;建立和完善涉及公民权利的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建立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约与制衡机制以及建立健全良好的监督保障机制。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规范分析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范畴可以从几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规范分析。公民是宪法上的一般主体,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普遍性权利。基本权利是居于核心、基础和优先地位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高位阶性、固有性和不受侵犯性。文化权利是＂年轻＂的权利类型,二战后,世界各国对文化权利的性质、内容和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才得以深化和拓展,其核心内容才真正发展为公民基本文化权利。     

论两个基本纲领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两个重要的基本纲领。两者制定的客观依据是相同的 ;都是和党的最高纲领相统一的 ;两者在具体内容上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司法公正与基本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确立的获得公正审判权是一项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认可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权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也适用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其他关涉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实质意义上的各种"争讼"。我们不仅应将公正审判原则作为一项总括性的权利予以重视和论述,还应看到平等受审原则和公开审判原则的独立价值。     

论我国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

公民宪法基本权利是公民权利中不可缺少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公民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据;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是建立法治国家之必须。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中存在无具体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给予有效救济等缺陷。这些缺陷是由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及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赋予法院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以及有提请撤消因违反宪法而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等。     

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初探——基本权利研究之方法论批判

早期基本权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模糊学科之间的范围与界限,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基本权利释义学是一个致力于规范含义发现的解释事业,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概念,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基本权利释义学具有相对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这一规避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树起了一道墙,在确保政治与学术安全的同时蕴涵着双重风险,即过多借用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的本地化程度及僵化基本权利,使其成为远离政治现实的封闭体系。为克服这些风险,应促使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地化,通过外弛弥补体系化的内证之不足,确立权利义务相一致为基本的解释原则。     

关于WTO"基本原则"规范性问题的探讨

把WTO的基本原则归纳为“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它包容性强、简单明了、系统规范、易于记忆。更重要的是它与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联系起来了,有利于对WTO的性质、中国“入世”的战略意义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推进进行深化研究。     

论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

环境法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与民法、经济法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具有显著的差别。环境法意义上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是环境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指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考虑到了农村公民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优先于一般的土地经济权利的法律地位。环境法还需要进一步将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项独立的环境权。当全社会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而需要限制农民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时,政府必须代表全社会向这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支付足额的生态效益补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我国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环境法对于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的制度设计。     

浅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三大原则

江泽民同志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三大原则是建立在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作用基础之上的,融科学性、能动性、实践性于一体,全面、深刻、具体地指明了我党为何和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也是新时期加强我党建设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