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社区:从"共同体"到"场域"的转向

社区结构随着社会变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么社区的内涵也随之变化和变迁,在结构多样的社区场景中重新认识社区内涵,是社区社会工作必须回应的议题.从静态视角看,本文通过对社区消亡论、社区继存论、社区解放论和类型学的对比分析发现,学术界对社区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从"地域性社区"到"脱域的社区",再到地域性社区与脱域社区共同存在的发展路径.其中,分解法的类型学为研究者认识城市社区类型多样性特征提供了有效工具.从动态视角看,社区场域理论能有效回应社区多样性的特征,并从社区内各行动主体共同价值和紧密团结的社区网络入手指导社区社会工作的开展.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确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保障个人的良知自由。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是国家和个人所共享的,国家是社会的大脑,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同胞为敌。     

认同的逻辑——刍议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的关系

政治认同是个体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于维系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降低或节约统治成本、促进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看到,个体政治认同的实现还受到其他认同的影响,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有紧密关联,必须深入探讨政治认同与诸认同之间的关系。     

从洛克到休谟：论英国政治社会思路的转向

从洛克到休谟,英国政治社会的思路发生了重要转向。洛克从基督教的信仰结构中构建自由宪政的根基,但为后世的党派之争埋下了激进的种子。休谟从经入史,经史结合研究政治社会,在历史中寻找事物变易的轨迹和哲学推理的经验基础,开辟了英国新的自由传统。本文以对洛克和休谟的思想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英国政治社会的经典问题,借此来为理解英国社会理论中更为丰富的面向提供某种线索,也为中国现代转型问题提供某种治学启发。     

中国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国家——从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谈起

中华民族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在民族实体,鸦片战争后人们在接受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中经历了一个变化且不断调整的过程。学界对于如何系统理解和分析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史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也提出了认识和理解的理论框架。其中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的有力工具和钥匙,也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的爆恐事件,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关系则再度引起人们的思考。文章从费孝通之认识开始探讨,结合文化生态学及中国文化大小传统来重新梳理、思考当下中国民族及其民族内部关系问题。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社会组织化:构筑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关键

构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是现代社会民主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构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问题往往不在于国家力量的不足,而在于社会自主力量的有限。规范组织和发展社会力量,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自主性,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是我国构筑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从还原到生成:经济与伦理关系研究的认识论探讨

当前,理论界在探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还原式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理论缺陷,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即生成论的认识方法时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

国家间信任是关乎合作与冲突的重要议题,对不确定的国际体系而言尤为重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笔者归纳出国家间信任分析的三种主路径,它们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博弈论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信任关系对成本支出的改变,进而影响合作建立与维持;合法化机制一方面从强式制度主义出发解释制度结构对信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从弱势规范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与规范、身份的关系,它认为国家选择信任除了利益动机之外还有被社会承认的合法化需要;网络分析则关注社会关系如何孕育信任,"嵌入性"视角试图在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梳理、评介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促进国际信任研究的发展。     

从大陆体系到世界区域——读《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

一、关于《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默顿(Merton)立足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知识、权力关系的论述,自从遭遇到巴恩斯(Barnes)及福柯(Foucault)等人的挑战以来,任何知识都预设并协调着权力的事实已不再     

留学生与民族国家的想像——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小说观的现代性

《新中国未来记》中表现出来的未来与现实的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焦虑;小说中“留学生构建民族-国家”的主题,开创了具有历史现代性的留学生小说类型;梁启超把小说用于宣传历史现代性,即将小说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性话语,以推动民族建设与革命进程,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潮流有着前瞻性的引领作用;此外,从留学生主人公的角色设置到叙事时间的倒叙手法,《新中国未来记》均仿自西方政治小说,显现了梁启超试图调和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努力。     

后苏俄时代的社会认同：经验证据与理论解释

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近期后苏俄社会的转型研究中出现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了个人认同不同社会群体和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些群体和共同体包括种群或民族国家,社会身份地位或边缘群体等各种社会文化建构。很显然,这些纷繁多样、重重叠叠、共同拥有而且又很偶然的“认同”,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也为社会行动的新“行动者”的形成提供了新形态。在政治和经济转型时期,     

从权力到权利:解读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研究简单肤浅、难以深入,没有全面揭示两者关系的真正内涵.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法学研究视宪法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而不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现.从宪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中把握宪法的最高性,进而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特质,是解读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必由之路.     

邻里政治: 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对城市邻里社会的动员控制能力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断裂”论与“嵌入”论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提出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粘连”理论，即国家对城市邻里仍旧拥有一定的动员控制能力，但这种能力受到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相当大的限制。本文通过对相关经验资料的分析，指出国家与城市邻里社会间的这种粘连状态是由邻里中具有非制度化特征的权力操作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力机制等因素决定的。     

从零和到共赢: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弈

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本应寻求合作、共谋发展,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共存状态.过去与将来、民间与官方的时空关系,造成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已经发生、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兼容困境.为实现合作共赢,要打破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不相为谋的惯性思维,探索、创新二者之间互惠互利的有效路径,进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法家治国与国家治理:从统治逻辑到治理逻辑的现代性重塑

先秦法家鲜明的统治逻辑奠定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理论的基石,后世的制度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表现出一种路径依赖,传统的统治逻辑不可比避免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过去与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统治逻辑向治理逻辑的嬗变,厘清法家的统治逻辑内在机理,剥离其中的痼弊,从逻辑的起点、哲学基础、主体、手段、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进行现代性重塑,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     

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玛纳”与实践观念的可译性

“玛纳”这一典型的巫术概念构成了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对它的不同诠释体现了从法国社会学派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转折及分歧。本文从莫斯的文本出发将“玛纳”定义为“实践观念”,并以“可译性”为切入点,试图证明在“实践观念可译性”问题上的分歧背后隐含着社会本体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行动哲学这三个层面的分歧。最后,本文认为,关于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之关系的最常见观点实际上是对这一关系的过度简化。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南浔地方权力格局先后出现绅商第一世代、第二世代反体制群体、地方守土派三类权力主体,引起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三次调整。清末民初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展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具体模式,揭示了两者之间关系调适的内在逻辑及关联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