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大”与“细小”之间--解读《陆犯焉识》的历史叙事问题

“宏大”与“细小”是伤痕文学后小说历史叙述的两种倾向,在当下时代,写“大历史”与写“小生活”,宏大叙事和日常化叙事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两者看似矛盾,其实正构成文学的历史叙述不可分割而又富有张力的两面。《陆犯焉识》集中体现了宏大历史叙述和日常化叙述的平衡和失衡,它的创作套路既体现出作家以人性和爱情穿透大历史的愿望,又显现出小说叙述可能性的缺失和思想的局限。     

个体中的历史投射——对王安忆小说的历史论析

对王安忆小说中的历史性叙述进行了分析,认为个人面对历史的宽容与承受,以及对女性历史的凸现和还原,是王安忆小说中对不同于社会大的历史症候的自性个体进行历史投射的两个基本着眼点。在生活化、日常化的历史观念的指引下,通过在叙述中投射历史情绪表达历史情怀,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历史体验和特殊的历史叙述方式。     

历史与伦理: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

历史与伦理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的核心。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近年来发表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文学是从历史回归修辞,还是通过叙事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他都在尝试建构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叙事张力,以打开文学探索的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的道德责任。     

论《灵旗》的新历史书写

新历史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平民化立场的私人叙事,乔良1986年发表的小说《灵旗》明显突破了"十七年"以来文学历史话语的正史意识,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战争的合理性受到了人文主义的严峻挑战。《灵旗》充分运用了各种叙事策略,在回忆中使现实和历史交叉闪现,偏重意识流和幻觉化的叙述使得这里叙述的历史成为主观化的个人史、民间史,由此对最一般的人性、人的生命力进行体察和展现,从捍卫人生价值的视角去思考战争的本质。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论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寓言化叙事策略

神秘莫测的神农架,作为楚巫文化浸淫下的文学地理空间,既是自在的审美物象,又是寄寓作家思想情感、审美趣味的客观对应物。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综合运用了主题结构的悖谬化、故事情节的荒诞化、叙述视角的动物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化等叙事策略,积极营造“间离效果”,有效地拓展了小说的叙述空间。而这种叙事方式产生的“陌生化”效应,铸就了“神农架系列小说”诗性、智性和神性糅合的独特韵致,实现了小说艺术性与社会性的和谐统一。     

实验写作与传统经典的“碰撞” ——《敦亚佐德》的元小说叙事艺术

约翰巴斯的小说《敦亚佐德》聚焦于小说作为人造品的地位,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元小说是指涉小说自身的小说,关注故事的虚构过程。在元小说中,揭露叙事艺术优先于叙述本身。《敦亚佐德》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叙事技巧,重新演绎传统经典《一千零一夜》,主要体现在露迹、戏仿和反向框架,是实验写作与传统经典的“碰撞”。解读小说中的叙事技巧,能够揭示巴斯的后现代创作观,寻找一种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的小说形式,体现后现代作家普遍倡导的一种自省意识。     

锦心慧质 生机盎然——论王安忆《天香》的叙事内涵

王安忆《天香》叙事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小说中显示出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表现了作家对于女性独立、自尊、自强精神的表达;小说对民间视角的关注和倚重,显示了作家对宏大历史的别样书写和对于民间文化、世俗精神的彰显;文本所蕴含的理性节制的审美方式,体现了典雅、精致的叙事风格和厚重、博大的文化内涵。     

城市的记忆：在时间与空间中叙述

王安忆虽然把琐细的民间生活作为对城市生活的纪录,但是她的小说叙事并没有因为这种叙述而滑向狭窄、封闭的一面,在她的小说叙事中,王安忆努力打造着历史时间的隧道,不断地变换着空间场景,以此来表现城市的生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评J.M.库切的《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是一部糅合了杂文与小说、议论与叙事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不同文体之间的数次互涉与交流,无形中消解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也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反话语姿态,其中还大量充斥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库切和“他的人”——C先生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审视和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性话语的鞭挞,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流露出他们意图颠覆单一历史叙事和重构多元化、异质化的历史叙述的决心。     

论《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叙事空间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不同于传统的叙事小说,作者采取描写人物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及其内心活动来代替传统小说中的顺时性、直线性叙述,从而体现出现代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空间化。通过探究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的运用技巧,分析小说中的空间运用及其审美功能与叙事功能,进而探讨詹姆斯式叙事方式所具有的现代风格。借由空间在现代社会中占有的极大的重要性,来探寻处于变迁社会下的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思索和应对方式。     

《牛鬼蛇神》:一部缺乏历史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牛鬼蛇神》是马原停笔多年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多维空间的形式将复杂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的体验艺术化处理,构筑了马原的理想世界,也构成了马原小说的魅力与意义。不过,小说《牛鬼蛇神》在超越与突破马原前期作品的叙事技巧时,也暴露出艺术的贫乏。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叙事的重复、小说缺乏历史深度意识的发掘与反思以及叙事时空的自我束缚与模仿等方面。这严重削弱了小说反映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厚度与力度,使得小说缺乏本应该体现出的审美内涵。     

三国历史的另类书写--论红柯的新历史小说《阿斗》

《阿斗》是作家红柯的一部另类的作品,作品采用了鲁迅《故事新编》式的写法,以另类的手法重新书写了三国历史。作品以新历史主义的观念,通过戏仿、调侃、颠覆的叙事策略给读者呈现了一幅不同于官方正史的历史画面,并描绘了生活在这一历史时空下的芸芸众生。小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再现了三国历史,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重新关照与反思。     

小皮匠的突围——对王安忆新作《骄傲的皮匠》的阐释

在社会与文化结构转型期，王安忆曾用系列作品营造出非宏大叙事背景下上海的民间生活与价值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在作家追求精神向度，实现创作理想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疑问与危机。王安忆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努力从乡土与城市二元叙事的空间中突围，并最终在新作《骄傲的皮匠》中，以对来自乡土的小皮匠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日常体验的书写，达成本真的生活与伦理法则与城市现代性进程的谐调。     

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空间叙事理论下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主人公的成长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创作中以人物意识为中心,深入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和思索体验。其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不同于传统的叙事小说,作者采取描写人物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及其内心活动来代替传统小说中的顺时性、直线性叙述,从而体现出这一现代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空间化。通过分析女主人公在现代背景下对外在现实空间和内在想象空间的感知,探讨女主人公在二种空间的融合中对世界及自身不断认识和提升的过程,并在第三空间这一新的空间思考模式中寻求其成熟与超越途径,最终探索空间作为一种探讨现代社会复杂关系的方式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论20世纪80年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时空

20世纪80年代的家族小说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时空,小说《红高粱家族》在对现实的家族时空与历史中红高粱世界的对比中弘扬了一种反叛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家族精神。《古船》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相交织,在对现实改革的叙述中突出家族文化的重负,在对历史的书写中昭示出家族观念在革命中的阴魂不散。而在苏童的家族史叙事中,历史年代与历史意义之间失去惯常的逻辑联系,叙事空间不具有传统家族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虚构的空间场所。作家在创造新的时空形式的同时,也解构和颠覆了家族时空叙事的传统。     

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的叙事策略

不同的身世阅历、艺术个性促使张爱玲王安忆在上海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张爱玲的小说追求一种激光般的深度的艺术穿透力 ,她的意象化叙事与反讽叙事侧重于将读者的感受导入人的内心世界。王安忆则喜欢在广阔的时空里展开动人的画面 ,她的叙事由直观写实向元叙述的转变 ,表明了她追求的是广度的艺术辐射面。王安忆比张爱玲更具宽阔的文化视野与不懈的艺术追求。     

“与幽灵协商”——《别名格雷斯》中的历史重构

在表现“过去寓于现在”的后现代历史观中,文论家们提出了幽灵说.幽灵的游荡消解了时间的共时化,模拗了过去与现在的界线,从而创造了一个亦此亦彼的空间.借助幽灵的这种隐喻力量以及解构二元化的可能,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别名格雷斯》中构建了一个介乎虚构与真实间的小说空间,通过探究女性个体及群体作为幽灵他者的地位,再现了那些曾被压抑、遗忘的个人历史和群体记忆.通过将幽灵个体与女性叙事相结合,阿特伍德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叙事,使历史一统化叙事让位于多重的历史建构,形成女性视角下的历史重构.     

论孙频历史书写的叙事调整——以《以鸟兽之名》等为考察中心

孙频是个不断寻求创作变法的作家。以《我看过草叶葳蕤》《松林夜宴图》等为界石,孙频有意识地走出了自我内心的封闭空间,以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共振展现历史对人的型塑乃至围困,相比于早期的《疼》《盐》《裂》,此一阶段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宏阔的气象。而在近期发表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等中篇小说中,孙频再一次调整了其介入历史的姿势,历史叩访主体逐渐清晰地凸显为个体之“我”,而“我”向空间化历史的叩访更呈现出反思历史和探究现实出路的双重意义。与此同时,在普遍滞重的当下历史书写中,孙频实践着走向轻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