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集体行动中积极分子的参与转变— —基于A市业主领袖的考察

在集体行动中,领袖或积极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责任感、团体压力、个人利益和制度排斥等因素会导致积极分子的出现,但这些因素并非固定不变的。基于对A市业主积极分子群体的考察,本研究发现一些业主领袖基于自身利益、责任感、公益心或群体期望等因素投身于公共行动中,很多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的业主积极分子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天平上的倾斜方向、倾斜时间与倾斜原因不尽相同。一些领袖和积极分子在遭遇到挫折后,会产生失望情绪,进而退出公共行动或改变行动策略。这表明影响集体行动领袖的因素通常是混合多元的,随着情境的变化,领袖们会重新调整他们的行动目标,进而改变行动模式,这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业主的互动和群体团结。借助赫希曼关于失望的理论,本研究加深了我们对集体行动积极分子在私人和公共行动之间参与转变的理解。     

论人的二重性——对个体与共同体和谐发展的思考

人的二重性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二重性,它构成了人类学本体论悖论,成为人存在的始源性和本源性问题,也使哲学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存在的理由。揭示人的二重性之内涵,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规范、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社会逻辑——方法论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探析

现代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与方法论创新密切相关。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规范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均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导向,它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过程表现出不同特征。在反思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分析认为,行动者决策遵循正当性的原则,社会规范具有认知塑造和秩序生成的作用。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行动者嵌入在互动结构的脉络中,社会网络具有信息沟通和资源动员的作用。推进集体行动中层理论的发展,需要综合分析认知、策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藏区“赔命价”认同现状调查——基于个体行动的视角

经过国家半个多世纪对藏区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建设,藏族民众对传统"赔命价"法与国家制定法的权衡取舍产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主要表现为后者的影响不断加大。尽管如此,由于刑事司法功能失调,基层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传统"赔命价"依然占据权威认同的重要领域,命案处理的"司法乱象"问题随着功利主义取向的加深变得愈发复杂、突出。结合藏区实际,革新刑事司法模式,提升司法在理性算计与权威认同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网络共同体：在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善之间——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共同体出现了爆发式发展,使其成为理论界再度关注的议题。但在网络共同体情境下,自由主义的个人利益情结无以为寄,处于一种失焦状态;同样,社群主义的确定性追求也失去了可预期性。事实上,网络共同体中的个体利益存在着新的表达形式,呈现出共同体善的新表征,二者之间出现了内在的可平衡性。这样一来,就引发了网络共同体与经典理论的跨时空对话:共同体的构成基础是可以跨界的;个体自由性与共同体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纾解的;自由和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性平衡关系。     

集体行动中合作何以可能——从博弈论的视角看

对集体行动合作均衡的诉求构成人类永恒的政治主题之一,视角和观点的不同,带来分析结构论证和解释的差异。本文立足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来理解集体行动合作的难题,寻求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从博弈论发展历程的几个阶段,探讨了熟人世界和陌生人世界的合作何以可能的问题,熟人社会清晰可辨的博弈历史形成的声誉机制有利于合作产生;在陌生人世界里,从行为纯正而非动机纯正作为出发点,以生存博弈为前提,道德博弈为生存博弈提供博弈框架,共同遵守内在博弈规则,内在博弈规则的演进和三方博弈的利益兼容机制,也可能达成合作。     

法学视角下集体行动的概念与性质辨析

由于"群体性事件"概念不能蕴含现实中存在的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具有内在缺陷。以"集体行动"概念指称这类群体性冲突,可以涵盖它的维权特性,弥补上述不足。从法学视角来看,集体行动是公民行使联合行动权利,维护自身生存权利、经济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法律行为,它是公民宪法权利行使和人自我发展价值追求的体现,具有宪法上的渊源和伦理正当性。     

“实践感”与理解个体行动——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分析

布迪厄在把握＂实践感＂的运作逻辑时,运用新创制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不仅帮助布迪厄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实践的模糊的、总体的、不确定的特征,也使他能够通过＂构建某种类似于主题的东西＂,把握住＂实践感＂,从而为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一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后“棱镜门”时代的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批判

“棱镜门”事件导致网络共同体的“真实界”被放大,在网络共同体内重塑异质性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对网络共同体的结构、交往模式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在后“棱镜门”时代,西方世界对于网络共同体中的交往关系研究具有促进结构扁平化、推崇市场规范、强调多元治理等发展趋向,其衍生出的“去中心”“西方中心”“多中心”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难以重塑真诚、真实、正当的交往行动,其“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在于,都隐含着“物对人的统治”的内在逻辑,受到扭曲和异化的交往关系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下的必然结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各主体之间能够就如何实现共同体内最广泛的公共性展开道德商谈,重新确立集体对于个体的先在性,倡导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是其超越性所在,这一命运共同体试图在现实而非抽象的社群需求与政治共识上重塑主体间交往行动,也是对当前网络共同体交往关系所进行的结构性反思。     

村级工业园改造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以H村级工业园为例

广东省顺德区H村级工业园,作为“污染类邻避设施”的聚集地,在发展初期并未受到周边居民的反对,反而在现阶段的升级改造中面临多方阻力,表现出与传统邻避现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出发,以 Ｈ 村级工业园区改造为背景,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影响整个事件的三大关键因素：“污染类邻避设施”风险的不确定性、当地政府沟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个体理性的策略,其中个体理性作为核心要素发挥关键作用,体现出不同主体在个体理性选择下,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无法在意识及行动层面达成一致,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从个体到共同体的构建——再论五四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内在思想渊源

五四文化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开启了后者在中国的传播,这与二者之间的内在同一性有着密切关系。二者的同一性体现在谋求独立与幸福、追求公平与正义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透过上述同一性,可以发现五四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然而二者基于同一性的具体外在表现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它们各自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及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尽管存在差异,二者实现个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却是相通的。     

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劳资议价能力探讨

立足当前存在的劳资分配关系问题,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应用奥尔森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剖析了企业利益集团形成的机理,探讨了工人集体议价制度缺失的诱因,并考察了发达国家的相关历史情况,指出利益集团的非＂共容性＂会增加社会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使经济发展进入僵化阶段,并引致劳动报酬比重持续走低。因此有必要从建立开放的市场准入秩序、完善要素谈判制度、构建＂共容性＂利益集团等三方面着手,提高工人报酬比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理想的共同体与幻想的个体自由——《堂吉诃德》游侠骑士形象的寓意重释

巴洛克式寓意写作风格对《堂吉诃德》文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塞万提斯选择游侠骑士作为堂吉诃德自由冒险的角色扮演对象,寄托了个人价值探寻的寓意。按照现代的说法,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首先关乎基督教信仰消退情况下重构人类共同体理想的渴望。而选择游侠骑士作为此种共同体理想的实践者,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塞万提斯对人类组织结构中暴力法则的关切。堂吉诃德尽管志向远大,但他的理想实践实际上不过是个体幻想机制充分取代现实逻辑的后果,这显示了塞万提斯对于个人自由实践之虚无本质的体悟。     

合作社何以供给安全食品——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数量迅猛增长。 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采取供给安全食品的 集体行动,对于从供给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论文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调查了 7 省 10 家 供给安全食品的合作社和 5 家未能供给安全食品的合作社,对比了合作社采取集体行动的内部因素,考 察了影响合作社供给安全食品的集体行动的外部因素,认为合作社领导的道德资本是合作社供给安全 食品的第一要素,健全的新制度供给、选择性激励和可信承诺是主要条件,解决安全食品的销路是促进 合作社供给安全食品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外部条件。     

横向政府间公共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横向政府间由于微观自利性与集体宏观理性矛盾,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假设成为博弈起点,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视角对横向政府间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博弈实证方面,政治上“试点权”谋夺和政绩考核竞赛、市场上“市场壁垒”和“道德风险”、制度上“税费让利”和保护性法规政策是其博弈场域。因此,推动横向政府间进行执行合作,走向正向博弈,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选择性激励,在市场层面上进行权属界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外部强制,使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