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中国新诗散佚诗集的搜集、整理的意义——导语

中国新诗史上，存在着大量的散佚诗集，它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新诗史的书写面貌。众所周知的是，对民国时期诗歌文献的整理再造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对中国现代散佚诗集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工程至少可以分作三大板块，其一是总目的全面编订，其二是散轶诗集的影印再造，其三便是对这些诗集的学术性研究。诗集研究应该是现代新诗研究的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史料工作。     

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

评论界惯常认为普拉斯的经典诗集《阿里尔》是她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自白”,个人记忆的表达.本文通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诠释她的《阿里尔》诗集中的名字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以使读者摆脱“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从而真正理解《阿里尔》诗集.诗集被置于历史时空中审视时不仅是普拉斯个体记忆的缩影,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它展示了诗人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也暗含了诗人对政治和历史中集体记忆的关注,尤其是对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关注.作为20世纪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以其独特的诗歌书写了特别的文化记忆并且重构了历史和现实.     

反叛与交流——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

女性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的女性诗人回归女性自我,开拓出诗歌中的女性性别场域.女诗人通过女性主义诗歌的书写,表现了一种“反叛”的诗歌精神.女性诗歌的语言冲击构成了富有诱惑力的反叛,诗句的词汇摘选形成了富有熟悉感的陌生.女性诗歌通过黑夜意识的书写、身体的再发现以及情欲、生命欲等一系列以往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营造出一种“交流”的对话.在诗歌中进行自我的“传递”与“交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最为珍贵的探索.     

解读谢黙斯·希尼的《田间劳作》——诗人的诗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论述了爱尔兰著名诗人谢默斯·希尼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诗集<田间劳作>.分析了西方文学传统和爱尔兰国内复杂斗争对这部诗集的影响,及这部诗集的多篇诗歌表达了希尼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的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矛盾,诗集中有他对诗人的诗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思考,以及他最终找到的解决之道--"艺术的终极是和平",可以说希尼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两者的忠诚.     

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用典”的定义及其修辞学研究——评《用典研究》

“用典”名称的由来，肇始于元人王构的《修辞鉴衡》。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金兆梓氏重提“用典”这一名称。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赵克勤在论及古汉语修辞法时才再提“用典”一语，并将其作为古代汉语修辞法的一种。在此之后，又无人再提“用典”这个名称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博士论文《委婉修辞研究》中明确定义说：“用典’，是一种运用古代历史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来说写的修辞手法。”到了21世纪初，笔者在所著《修辞心理学》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定义。     

社会工作实践在微观和宏观间的“钟摆式”发展及其社会建构——基于对美国社会工作史（20世纪20—80年代）的考察

微观的个人服务和宏观的社会变革被看作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微观和宏观实践的均衡发展状态被打破,并在接下来的发展脉络中呈现出宛若“钟摆”一般的左右摇摆。“钟摆”偏向微观的时期包括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至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偏向宏观的阶段包括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基于佩恩提出的“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论,微观-宏观实践的“钟摆式”发展主要由社会工作者、外部环境、科学理论和案主等四个因素所建构。这四大因素构成了两股相反的势力。由社会工作者所倡导的专业主义、自由（保守）主义主导的政治环境、保守理论和中上层阶级案主所形成的力量,会将“钟摆”推向微观一侧。相反,由社会工作者支持的反专业主义、激进主义主导的政治氛围、批判理论和下层阶级案主所构成的力量,则会将“钟摆”推至宏观一侧。     

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

90年代文学是“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它表现为各种文学思潮和另类写作现象多元共生,逐鹿文坛,谁也占据不了主导性的地位。90年代文学思潮正是通过多种冲突并存的形态来达成多元化发展趋向,从而改变了80年代文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90年代文学并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学传统,它只是20世纪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共名与无名”状态多次循环的又一次再现,无名状态每次出现的时间都很短暂,无法真正显现其较为持久的艺术特征。因此,90年代文学很难成为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而是一个指与生活同步性的文学批评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也就是指反映了与之同步发展的生活信息的文学创作。它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流动中的文学现象,过去许多前辈学者强调“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陈梦家研究综述

本文将陈梦家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３０年代的陈梦家研究和７０年代后期至今的陈梦家研究。一１９３１年１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这部诗集被称为新诗“寂莫里的火星”①，有关陈梦家诗歌的评论由此展开。在１９３１年３月出版的《新月》月刊...     

“可理解性输入”与“最近发展区”概念支架类型研究

“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由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Vygotsky）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可理解性输入”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Krashen）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输入假设理论中提出的,是二语习得理论的精髓。,对比、整合研究发现：“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Vygotsky用“语言内化”,而Krashen用“语言习得”来描述语言知识的获得,但二者均强调“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可以说Krashen的“可理解性输入”最完美地诠释了“最近发展区”的理论内涵。对“可理解性输入”与“最近发展区”的相似性、有效的语言输入、恰当的概念支架类型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钗黛合一”接受史论略

“钗黛合一”是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脂批中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此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批判，并一直影响到80年代中期。其后，“钗黛合一”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走向。因此，对20世纪以来“钗黛合一”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在其过程中考察当时的接受现状、社会因素影响等是一件颇有必要的工作。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代表了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学者发展乡村以引发都市的路径；而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则采取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模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从乡村走向都市抑或从都市走向乡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角度对青岛与邹平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青岛乡村建设运动模式已经具有都市“反哺”乡村、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意涵。     

七月诗派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20世纪40年代文学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衣钵,又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共和国文学”之先河。针对我国4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填补上述两个时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缺部分,实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以七月诗派为主要代表,其诗歌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相较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别具一格。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的“非诗化”现象进行反思,拒绝诗歌中的单纯“呐喊”,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道路,将文学的启蒙性和宣传性相结合。七月诗派集体创作实践的变化一方面受到作家外部生存环境及作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20世纪以纸媒传播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因此,文章以《七月》《希望》两个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流派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进行论证,阐述集体创作实践与纸媒传播效果共同缔造了七月诗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论美国诗集副文本的后现代变局与诗意生成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集副文本成为诗歌语言和结构探索之外，高举“不可思议”大旗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人进行大胆的文本实验和区分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着力点。作为其代表的垮掉派诗人理查德·布劳提根，致力于诗集的形态实验，将诗集规模、发声材料以至于传播行为都拓展为副文本形式，使正文本的功能备受挑战，甚至传统正副文本地位互换。布劳提根式的后现代形式实验，刷新了副文本参与诗意生成的深度和广度，极大深化了美国诗集副文本的后现代变局中体现的语言与形式的双重变革，并为新形式设置成为诗意生成主要机制提供了重要例证。     

“他们”的生命状态解读——读《莱尼和他们》

作品通过一个女性莱尼及围绕着她的众多男女“他们”的生活，反映了德国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纳粹对人性的摧残与扭曲。另一更为重要的主旨在于表达自己对生命存在模式的思索，对理想人性的追求。这一追求与思索是通过人物莱尼和“他们”的生命状态的描写而表达的。但其间又流露了作者思想的矛盾与迷惘。最后笔者提出了“生态人”的概念。     

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的建构——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开始由理论上的探讨走向实际的创建，并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创造了令世人吃惊的丰功伟绩。后来这种“红色”逐渐走向封闭，走向“文革”，最后险些导致崩溃。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何在文学中留下它的痕迹？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秩序、创作主体、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得力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