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的“疯癫”

传记影片《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对情爱偏执到近乎疯狂的女主人公阿黛尔.雨果的形象,在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究其原因,除了影片主创人员对影片恰到好处的把握之外,还因为阿黛尔对虚幻情爱的偏执追求,隐秘地展示了人的一种无法直抒的需要:疯癫、虚幻与沉迷,使该影片及阿黛尔的形象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这种常被视作病态的"疯癫"对人的自我满足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承前与启后: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古典传记到当代传记之间的过渡,其对古典传记的继承与对当代传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史料的推崇、对史鉴功能的强调和对作品抒情性的注重是其承前的具体表现。而当代传记作品中涌现的数量可观的革命英雄和政治伟人传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自传繁荣景象,以及当代传记创作对西方传记的借鉴,则是现代传记文学启后的直接体现。     

论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简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作者密切相关。一方面,传记文学的失真与传记作家未能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有关。而导致传记作家未能遵循这一原则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客观存在的一些因素,如材料的不真实,统治阶级的淫威与亲友的压力,以及史家一以贯之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统的影响,也有传记作者本身道德修养方面的缺陷,或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或为了功名利益,或为了个人恩怨。另一方面,传记作者也是传记真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古代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们曾从多方面作了积极努力,既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真实可信的传记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传记真实性的理论。     

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作为传主的张爱玲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成为众多传记作者的聚焦点。迄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传近七十部。从学理角度考察,这些传记已初具研究对象的独立、驳杂与丰富性。回顾与总结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的整体状况,对传记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普范性,对传记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历史到艺术——20世纪上半叶英国传记的流变

本文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英国传记的发展轨迹,将整个20世纪可分为4个阶段,上半叶两个阶段,下半叶两阶段.上半叶传记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反传统,重实验,注重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亚传记从自省式发展到回忆录和自我辩解式.小说理论催生了传记理论的发达,导致传记文学化.这一时期重要的传记现象是"新传记".     

梁启超传记作品书写研究

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实践与他的传记创作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是背离。梁启超理论上虽强调传记写作的忠实客观,实际上却将传主塑造成平面化的英雄;理论上虽排斥将史作为宣传工具,实际上却将传记书写作为抒发自己政见的工具,因而大部分传记作品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背离现象的出现,主要缘于梁启超"史学范畴"的传记观,且与他的"新史学"思想息息相关。     

一沙一世界——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与整体性

整体性是左右传主选择的一条关键原则。就传记这一文类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传记的整体性原则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认识的全面性（史的要求）和艺术的完整性（文的指归）。可是,选择传主的动机常常会破坏这种整体性。本文通过分析三种类型的传记（纪念性传记、认同性传记和排异性传记）来说明整体性是传记选择的基石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人物传记中水利史料的考辨与利用——以明清时期的项忠传记为例

流经西安城的通济渠与引泾(河)渠首的广惠渠,是明代关中新修的著名水利工程,且被作为政绩写入明清时期的众多项忠传记之中.但是各种人物传记在史料选取、事项表述上具有主观倾向性,有的与史实存在明显背离.事实上,水利等记载不仅是作者记录的传主生平内容,而且是其凸显或褒贬传主的话语与依据,往往因人纪事,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内在意蕴,但针对水利研究或难以为凭.辨别史料性质、理清各类史料之间的脉络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前提.     

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

本篇从三个层面探究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现象及其繁荣原因。首先明清易代的复杂背景,对于清代传记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突破,意义非小,它不仅激发了清初士大夫史传写作的热情,而且促使了清代史馆的常规化建设。其次,清代史馆制度的完善不仅使官方传记有序、全面地走向繁荣,而且带动了士、民各个阶层传记创作的良性繁荣。最后,女性传记创作的繁荣代表着清代传记创作的整体繁荣。     

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     

论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的差异——兼评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历史地考察,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应做严格的辨析。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社会伴随着对＂个人＂发现,传记写作与理论认识发生变化,出现以书写＂个人神话＂为主旨的现代传记,而与历史本位、道德教化的古代传记不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传记自然属于史学范畴,而书写＂个体生命过程及价值＂的现代传记则类同于文学。     

困 境 与 突 围——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刍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本土经典的缺失、传记理念纠缠之困境.经过诸多学者和传记作家艰辛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此期的传记文学在传记体例、传主描写和审美标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从“文史异辙”看“正史”传记的缺憾

本以古代“史异辙”的史学观念为切入点,剖析了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传记所普遍存在的病症,如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等,并指出了对“正史”传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所在。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寓理于叙事 寓情于文采——略论伟人传记的写作

我们为伟人作传记 ,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史实为依据 ,善于运用人物细节描写的表现手法和性格化的语言技巧 ,才能使人物传记引人入胜     

自传与他传中的李贽形象

通过梳理李贽自传反映的部分历史事实以及他传(含正史、非正史)对李贽的描写和评价,展示李贽的形象全貌,并通过比较用传记理论来评析李贽在自传、他传、非正史、正史中的不同形象,突显其精神风貌,力戒用平面和单线的眼光看待一个被当时人目为"异端"的人物,而应看到人物内在的本质。     

国内外几部“毛泽东传”的叙事特征及立传逻辑论析

国内外学者编著的毛泽东传记,在叙事特征、立传逻辑、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等层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未来的传记创作应把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结构主义认识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描述毛泽东的时候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