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精神话语及其在越南的影响

鲁迅是越南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作品被从多个角度理解、分析,他对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的贡献得到了越南文学研究界的广泛认同,有不少来华留学的越南学生的毕业论文涉及在越南的鲁迅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鲁迅在越南文学文化中出现,50、60年代中越关系最友好时期,越南需要一股强烈的革命精神,出现鲁迅作品翻译热。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心和贫穷农民生活的关心、鲁迅作品中充满影响力的精神话语,体现出一种爱国、反封建、改造国民性思想,充满喜怒哀乐的心情,越南读者能从中找到积极性的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农民精神生活的、作者精神的话语。这使鲁迅作品20世纪50、60年代受到越南文学研究界、越南读者热烈欢迎的重要原因,鲁迅作品的精神话语也成为越南读者最关心的一个方面。     

杨宪益英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及其域外传播

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研究旨在探讨译作选择、翻译策略、译作推介对于译作域外传播的影响。使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杨译鲁迅作品的选择及国内外出版给予客观呈现;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杨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通过馆藏统计和文学评论分析,阐释杨译鲁迅作品在域外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杨译灵活的翻译策略为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铺平了道路。但其译作在国内的出版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的重印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接受上出现了明显的滞后。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在50年代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产生了消极影响。到了70年代,意识形态对立相对缓和,通过出版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共同努力,杨译鲁迅作品迎来了域外文学接受的高潮。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孙子兵法》译史钩沉

《孙子兵法》是我国军事文化之经典,代表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钩沉该书翻译史是其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界现有研究缺乏对最新外语译本的关照,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与外语译本未区分以及外译情况与重要译本的介绍过于简略,因此,全面梳理该书在非英语世界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史具有必要性。《孙子兵法》翻译史有六大特点:其翻译是蔚为壮观的跨文化传播奇迹;外语译本问世之前,该书既已广为流传;其翻译与战争、国际关系等密不可分;译本类型与译者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翻译史中多有转译现象,几种影响力大的译本多为后世译者所采用;中国人译本出现较早,但海外接受度有待提高。     

论鲁迅小说在越南的翻译——以《彷徨》、《呐喊》为例

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各国的文化交流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学影响是必要的工作。上千年前,中国文学早已对越南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越南人在不同的阶段一步一步地接受了中国文学的精华,从此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当中,鲁迅是被传播到越南的第一位作家,与此同时,他也是越南普通高校选择作品授课的唯一的现代文学作家。通过对《呐喊》与《彷徨》等小说为主,研究鲁迅作品在越南的翻译情况,从而进一步肯定鲁迅作品在越南的主导地位     

《中国关键词》中本源概念汉英、汉韩翻译模式对比研究

以《中国关键词》中的本源概念及其英语和韩语翻译为研究对象,建立汉语、英语和韩语三语平行数据库,研究《中国关键词》中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关键词》英译本中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为“直译>意译>合译>省译”,韩译本的翻译模式为“直译>意译>合译”。造成这种翻译模式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韩语文化同汉语文化较为相近,而英语文化同汉语文化相去甚远。翻译模式上的差异体现了翻译在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结论对未来的政治乃至其它类型的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文本翻译提供了有益参考。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废都》英译版的副文本分析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领头羊,其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和途径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从社会翻译学角度出发,以《废都》葛浩文英译本的副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在海外传播的经历,分析社会要素在翻译活动中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发现,场域之间的差异、博弈和演变给《废都》英译版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适合的土壤,资本给其出版和传播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出版渠道,各类型代理人促进了目标语读者对英译版的理解和接受。未来,中国本土文学的海外译介和传播不仅要注重作品题材的选择,改变翻译意识和习惯,重视资本的联合和转化,还要注重相关专门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拓宽出版渠道,重视译后评价效应。     

鲁迅对日本文学的选择与翻译

鲁迅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对日语有较多的誉美,并认为是汉语白话可借鉴的模范。鲁迅先后翻译了19种71个日语文学和评论作品,同样,他也有心地利用日译的世界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鲁迅的翻译选择表现了鲜明的文化目标和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这些日本文学和文艺评论的翻译,一般的,鲁迅是逐句的翻译(直译),也有较少的改写,虽然其中不免艰涩的译文。总体上,鲁迅的词语、句式和语法是风格化的、个性化的,且混杂了少量的方言。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

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引介到中国,此后不断被翻译、研究。这些都是该部作品在海外传播的重要方面。《今昔物语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显示出不同的特色。中国人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阅读和阐释这部作品,丰富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使其更具世界性。     

略论鲁迅杂文幽默的语言形式

语言的文化内涵研究是近年来语言研究工作者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文化底蕴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本文以发掘鲁迅杂文中“幽默”的历史传统为宗旨，以鲁迅作品特有的语言形式为例证，从鲁迅作品的修辞特点入手，揭示鲁迅作品的“幽默”来自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一个方面，以见对鲁迅作品的解读还大有可为，并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鲁迅作品继承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论《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意识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从文化构建的视角看文学翻译中的共谋

在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合作出版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巴斯奈特引入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概念———共谋(collusion)。对苏珊.巴斯内特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共谋”实际上是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的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它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直译和意译、异化和归化的和谐统一;体现了翻译内外研究的高度结合。译者与原作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原作、原语言、原语文化和译作、译入语及译语文化的共谋使得原作和译作、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生、共荣。小而言之,共谋可以达到对原作和原语文化的推广传播,并实现对译入语文化的滋养和丰富。大而言之,这种共谋可以对译入语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建构起积极作用。     

翻译课程教学中文化融入的思考

语言反映文化,文化通过语言得以表现,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两种文化的对译。因此,本文提出了翻译课程教学在传授英语语言技能的同时,应该重视和传播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翻译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本文首先分析了英语专业翻译课程教学现状;接着阐明了翻译课程教学中文化融入的必要性。最后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翻译课程教学中文化融入的途径和方法。希望本研究对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文学翻译对中法文化传播的贡献

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至十三世纪,这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翻译.通过文本翻译,十三至十八世纪法国汉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汉学研究成果,十九世纪法国正式设立汉语教学科目.二十世纪,法国对中国作品的翻译选择转移到纯文学文本,对于《红楼梦》以及鲁迅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都值得我们关注.在中法两国的文化传播中,翻译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     

鲁迅·伟大的人格美

鲁迅作品中深刻的自我人格内涵,是鲁迅作品的文化价值的精髓所在。鲁迅用自己行功塑造了一个时代的觉醒了的先驱者形象。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高水准的人格内涵及其力量。鲁迅作品中渗透了他自身的人生价值与感情的体验,鲁迅对人生世界的客观把握与对心灵世界的主观体验契合在它的作品中,鲁迅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中折射出的光芒便是那带着悲剧色彩的“鲁迅精神”——鲁迅人格。鲁迅人格是传统人格美的更完善的体现,鲁迅人格凝聚了一个时代的人生哲学的内涵。鲁迅形象,鲁迅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人格美的追求。鲁迅的人格是崇高的,伟大的。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英译汉中归化与异化的民族文化尊严权衡

运用文献资料法与翻译实践总结法,从民族文化尊严的视角对英译汉中归化与异化的权衡展开研究。认为,站在民族文化自尊的高度,可以采取英语国家文化偏见异化翻译与特色文化归化翻译的方式,运用歧视性语言异化与客观性语言归化的技巧,实现对英语语言尊重性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评判性权衡,达到既传播英语语言知识、又传播英语国家文化的目的。     

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功不可没。葛浩文成功翻译过四十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国外学界对中国的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接受,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葛浩文的翻译实践表明,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语言变异,只有遵循变异的路径,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的口味,一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才能够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以及各译本在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在翻译层面,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应注重“平靓正”,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同时,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论语》外译文本中“泰山”形象诠释——兼议泰山文化译介与传播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儒家典籍的各语种翻译文本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在海外日趋盛行。本文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植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典籍的英、俄译本中“泰山”文化形象的译介为研究切入点。选取儒家典籍《论语》的英、俄译本中的“泰山”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通过这一特定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状况总体探究泰山文化在海外的译介,对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区域“文化互通”深入探讨,兼顾“泰山”文化负载词以及泰山文化当今在世界上扩大传播的途径,并将其纳入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