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历史学会召开1963年年会

福建省历史学会自9月27日至10月3日在厦门召开成立大会暨1963年年会。这次学术年会讨论36篇论文和调查报告,争论比较热烈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一、郑樵的史学思想 (一)关于“会通”思想的含义: 有的同志认为,郑樵所谓“会”、“通”,就是会于一手,通于一家,最后勒为一书。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把郑樵的“会涵”看作主要是编纂方法的问题,就无法说明“会通”是郑樵的历史观,更无法说明这个历史观的实质及其在实践上的指导意义。郑樵“会通”思想的含义,     

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论郑樵的史学思想

郑樵以其所撰《通志》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治史学以“会通”、“求实”、“直笔”、“斥妖妄”等为宗旨,对史学领域诸多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但有些观点也失之偏激,或自相矛盾。     

章学诚对郑樵校雠理论的发展

清代章学诚对南宋郑樵校雠理论的发展 ,其要有三 :一、扩大了“校雠”的范围 ;二、将郑樵剖判学术流别的思想上升到“校雠”之根本任务 ,并提出“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系统思想 ;三、完善和丰富了实现“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这一校雠之根本任务的方法     

郑樵《通志&#183;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183;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论郑樵的图书分类学思想

本文从会通、求实、创新三方面阐述了郑樵的分类学思想特点,并对其提出的图书分类原则做了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论郑樵的会通思想与目录学成就

郑樵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他把治史学的会通思想运用到目录学领域,从而使他在目录学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形成了“详明图书类例、剖析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指导思想,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郑樵《通志·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严复《〈老子〉评语》略析

严复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在评点《老子》时,将老子之“道”与斯宾塞之社会学思想互证,以“无为而治”来比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用“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说明《老子》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的科学思想,并将“道”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进化、文明等概念相疏通,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中西会通色彩。这种会通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华例举及其效用

张岂之教授在该文中,首次从“人学”、“自然”之学、“有对”之学、“会通”之学4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作了理论概括,指出古代思想文化中关于做人的道理、关于积极探求自然的精神、关于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关于广泛研究各种学问的气度都值得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     

论郑樵在文献学上的贡献

郑樵，字渔仲，号夹漈，福建蒲田人，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学者。郑樵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发愤读书，辛勤笔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可考者达九类五十七种。他最杰出的成就首推《通志·二十略》，曾自称为“总天下之大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此言虽甚自许，但《通志·二十略》集中体现了他的文献学思想，在总结前人文献整理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比较全面地建立起了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规模，为文献学的建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樵在文献学上的贡献，是杰出无疑的。郑樵在文献学上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他研…     

郑樵史学初探

郑樵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所著的《通志》被列为“三通”之一,是一部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从南宋以来,历代学者对郑樵和《通志》都有所评论,但是分歧很大。前人主要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郑樵加以品评,而对于他的史学思想却缺乏系统的评述。近来,史学界已经往意到对郑樵史学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全面地评价郑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

郑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勤于著述,涉猎诸多领域,《通志》是其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其中,《通志·总序》是一篇比较有名的学术思想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通志》的"总序"着眼,可探讨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论其得失优劣,成一己之见。     

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

北齐刘昼《刘子》一书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该书会通儒道,一方面以“神恬心清”、谦下守柔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美,另一方面又援儒入道,主张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中和”之道节制“情欲”,走向道家的“神恬心清”之美。它不仅在适性之美和适用之美方面发表过发人深思的意见,而且在审美的主客体辩证关系方面作出过深刻分析,是对刘勰等人相关思想的重大发展。     

从颂诗看周朝统治者重视人事的特点

颂诗是《诗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计40篇。《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樵《通志·乐略》云:“陈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朱熹同意《诗大序》意见,并进一步说颂诗是“宗庙之乐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解释不了大自然的种种神秘现象,对天地神祗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人们敬祭它们,以祈求佑护,这在世界很多地区均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从《诗经》颂诗部分来看,周统治者虽然也敬畏神祗,然而亦相当重视人事。这是与世界上大多数远古文明时期的民族不同的。     

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南宋郑樵的《通志·七音略》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史的重要资料.郑樵讲,他撰写《七音略》,“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后来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七音韵鉴》的作者是“胡僧”.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七音韵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胡僧”,但郑樵所说的“妙义”,即唐末宋初出现的等韵学理论,却的确与印度的梵语语言学知识有关,后者正是通过“胡僧”传到中国来的.郑樵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值得加以考虑.     

论郑樵目录学思想

郑樵是我国杰出的古典目录学家，他的目录学思想蕴含着整体论、类例论、记录论、揭示论和目录学的学科地位论五个层面。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和历史上伟大学者的思想一样，既有成就的一面，又有局限性。郑樵目录学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批判意识、书目实践和思想建构，正是这些来源构成了郑樵目录学思想的特点。郑樵不仅代表了中国目录学，也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学术，并观照着其间的关系。     

庄子《逍遥游》、《齐物论》合论--从论述结构切入

《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在庄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对两篇思想的解读仍有很多的分歧。由于《逍遥游》提出“小大之辩”,而《齐物论》主张小大齐一,对于两篇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文章的论述结构切入,认为两篇同样坚持“小大之辩”的立场,遵循小大相对的论述结构,为我们展示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境界和思想认识,这正是两篇共同的思想主旨。以儒家、墨家、名辩学者为代表的“人籁”和以老子、别派道家为代表的“地籁”,构成了庄子思想的背景,是与庄子之“大”相对的“小”。     

管子关于国家控制流通过程的理论——读《管子·轻重》篇

<正>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重视农业生产,轻视商品流通的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管子·轻重》篇则不同。它特别强调流通的作用,认为国家必须控制商品流通过程。研究一下《管子·轻重》篇的这一思想,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管子》书中有十九篇文章(亡佚三篇)冠以“轻重”之名。郭沫若认为:“《轻重》诸篇成于汉文景之世。”①罗根泽认为:“轻重十九篇,并汉武、昭时理财家作。”②根据“轻重”篇的思想内容看,应是西汉前期的作品。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经济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