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李守常

李守常（李大钊）与顾颉刚师生、共事六年,虽然表面上看二人之间关系淡漠,而由现代学术思潮的消长大势来看,李守常的“解喻”思想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其实却是恰相映照的,两派适可代表现代史学形态的两个端点,二者实际上颇有互相成就着对方的意味。     

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我见

３０年代前后，鲁迅与顾颉刚曾发生过一场笔战，之后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顾颉刚头上都一直笼罩着这块阴云，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其实在这场笔战中，尽管顾颉刚存在诸多不是，但鲁迅也有气量狭小之时。因此说，双方的误会和意气用事才是俩人交恶的主要原因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费孝通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争探微——兼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围绕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费孝通先后提出过两次质疑。第一次质疑是学界所熟知的1939年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分歧主要在“民族”的界定标准上：顾颉刚以中华民族为参照对象,更看重主观上的认同意识;费孝通并没有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人类学知识,强调不同群体在文化、语言、体质方面的差异性。后来,当费孝通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则接受了顾颉刚的基本观点。第二次质疑是1993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古史辨”在思路上存在没有解开的矛盾。这次质疑的关键在于费孝通认定顾颉刚“没有重视一切思想在当时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事实上,立足于“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这一观念分析中国古史的“层累造成”,正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特点。所以,第二次质疑更多属于费孝通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解。“古史辨”破坏的是有关中华民族的传统或前现代叙事,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起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解不开的矛盾。     

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大学讲学活动考实(上)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的渊源,对于兰州大学校史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来说,都是需要学者们仔细考证和认真讨论的。笔者依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等新近公布的重要资料,对顾颉刚先生于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在兰州大学任教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考证了顾颉刚先生与兰大的渊源以及其与"兰大风潮"之关联,同时涉及顾氏在兰大讲学活动的主要经历和成果、对兰大历史学科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兰期间的主要社会活动乃至他对兰大饱含的眷恋之情等问题。     

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大学讲学活动考实(下)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的渊源,对于兰州大学校史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来说,都是需要学者们仔细考证和认真讨论的。笔者依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等新近公布的重要资料,对顾颉刚先生于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在兰州大学任教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考证了顾颉刚先生与兰大的渊源以及其与"兰大风潮"之关联,同时涉及顾氏在兰大讲学活动的主要经历和成果、对兰大历史学科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兰期间的主要社会活动乃至他对兰大饱含的眷恋之情等问题。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疑古与重建的纠葛——从顾颉刚、傅斯年等对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看上古史重建

顾颉刚和傅斯年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彼此之间的分合固然饶有趣味,学术上的纠葛更值得玩味。近代学者对于三代及三代以前古史的怀疑或重建态度,多受到时势、个人学养及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是像顾颉刚与傅斯年这样相反相存则比较少见。通过考察研究上古史的时间、空间两个基本视角,可以发现二人在论证方法、对于史料的真伪与时代判定以及对于出土史料价值认识上的不同,更可以看出顾颉刚疑古背后的建设意向和傅斯年重建背后的怀疑态度,从而揭示出顾颉刚的疑古和傅斯年的重建之间的张力。而伴随着这种学术史回顾,也可以发现真正的怀疑精神尤其是证明对于重建上古史的作用。     

刘掞藜的古史思想——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民国老讲义为蓝本

刘掞藜与顾颉刚同为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青年史家,他与顾颉刚的论争促进了顾颉刚古史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刘掞藜的上古史成就至今无专文论述,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老讲义《中国上古史略》系统反映了刘掞藜的古史思想。     

“层累说”起源新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据《顾颉刚日记》所示,顾颉刚是在得到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启发后,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伊始便建构了"层累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从历史本体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认识论层面,"层累说"均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这一学术关联的发见,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顾学"研究者不仅要对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还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学术影响。     

顾毓琇与"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性的文学社团 ,顾一樵 (毓 )是其成员之一。顾一樵站在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基本立场上 ,创作出大量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和写实风格的作品 ,不愧为现代新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芝兰与茉莉》是顾一樵“五四”时期的著名小说 ,它以第一人称叙事 ,讲述了“我”与两个女子的感情故事。小说透出强烈的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倾向 ,艺术水准相当高 ,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回应。四幕剧《孤鸿》批评了留学生见异思迁、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该剧就角度而言 ,在留学生文学、特别是多幕话剧的创作中堪称异数。以《荆轲》为代表的历史剧亦体现顾一樵一贯的写实特色。     

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论李惇的学术历程及学派归属

李惇是清乾隆年间知名的经学家,近世学者或认为他属于吴派,或认为他属于扬州学派。就学术思想和治经旨趣的演变而论,他早年主要私淑顾炎武,有志于"考古之学";中年追随惠栋为代表的吴派,钩稽汉学精义,追驳宋儒谬说;晚年致力于依托《左传》通考春秋文明史,以"通释"求通识,超越吴派。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是李惇与时俱进的学术旅程。     

英雄和美女:古龙小说的创新和危机

古龙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创新者.他从外国小说中吸取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从"硬汉派小说"中吸取情节结构.在创新的过程中,古龙还做了很多的"修正".这些"修正"使得古龙小说保持了"武侠小说"的基本性质,却也说明了古龙的创新思维隐藏着危机.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钢琴曲《夕阳箫鼓》中的和声语言

本文对音乐家、作曲家黎英海先生的钢琴作品《夕阳箫鼓》的和声语言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和弦结构,和声进行特点,和声功能与色彩的关系,偏音的处理,调性布局与转调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论古龙作品中的漂泊主题

严谨的创作态度,卓异的文学才华,深沉的浪子情怀,成就了古龙独特的现代神秘的浪漫主义艺术世界。漂泊主题的抒写,乃是古龙艺术世界最为深刻的意蕴。     

顾颉刚在《尚书》研究领域的成就与贡献述略

本文就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考辨及《尚书》研究领域所取得成就与贡献作了评介。认为,顾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一位领军人物,他在古史研究方面建树颇多,特别是在《尚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为《尚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局面。     

《汉书》时间词组的前后归属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对《汉书》时间词组的考察,从位置和语义指向分析其与动词的关系,分析了时间词组的前后归属问题,从而解释了杨树达先生《古书句读释例》中指出的一类句读错误现象。     

《焚书》刊刻过程、版本及真伪

目前见到的<焚书>,以顾大韶校定本<李温陵集>最可靠.单行本<李氏焚书>中的后二卷"读史"、"诗汇"非李贽亲定<焚书>所有.<焚书>曾先后刊刻四次.第一次为万历十八年四月,共有耿、李论辩之"书答"与写失友孤苦的"老苦"二卷41篇;第二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年四月,增加"书答"一卷21篇、"杂述"一卷22篇,成为四卷;第三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八年,将"老苦"、"书答"合为一卷,又增"杂述"38篇为一卷,并于其他卷加入30篇,构成新四卷四册;第四次是李贽死后,将"读史"、"诗汇"收入后的<李氏焚书>本.<焚书>除<玉合>等数篇为赝文外,余皆出自李贽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