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海滨”说“故人”——论庐隐创作的女性视角

作为五四后的第一代女作家 ,女性视角的选择建构了庐隐独特的文学世界 ,反映出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复杂心理 ,也勾画出了女性眼中的异性形象。同时女性视角的选择还制约了其叙事方法的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的使用 ,幻觉描写的凸现以及自叙传手法的运用等 ,使其作品具有了浪漫主义的异彩     

冰心、庐隐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冰心、庐隐早期都接受过基督教文化的教育。在冰心、庐隐的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基督教文化的痕迹。但冰心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形成自己温婉的小说风格。庐隐却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形成自己凄婉的小说风格。对基督教文化不同的感悟,形成了她们不同的文学创作观,因此她们对“人生究竟是什么”有着截然的不同答案:一个是“爱”,一个是“恨”。     

穿越时空的光芒——苏雪林1920年代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的接受

苏雪林1920年代的创作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经历了以下阶段:1920～1980年代前期,从显耀到沉暗、从封杀到遗忘;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从学人发掘到大众接受;1990年代中期以后,走向全面复苏。整个接受过程曲折起伏,存在大众读者阅读与专业研究者评论不同步现象。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她在读者那里是一个"优秀作家",在研究者心目中,则不是一个"重要作家"。     

人生旅途的爱与恨——庐隐和冰心早期短篇小说创作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庐隐和冰心早期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思想性及艺术特色的比较,阐述了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和五四前后的社会环境对她们作品的影响,展现了“人生派”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不同创作思路。     

庐隐:五四道德变革的现代前行与传统复归

庐隐在文学创作中始终关注和思考着知识女性在五四变革时代的思想、情感、心理和命运.她确立了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女性道德观,显示了其思考的现代性;同时由于对五四提出的"人"的观念以及以"立人"为核心的道德变革认识的局限性,又导致了其道德观念对传统的复归.庐隐文本中的道德变革困境在五四道德变革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闺秀派”的误读与“潜文本”分析——重评苏雪林早期文学创作

苏雪林凭借成名作《绿天》和《棘心》,赢得了"闺秀派女作家"的声誉,运用精神分析学说中"梦文本"与"潜文本"相关理论,指出苏雪林早期散文创作集《绿天》的伪"女性气质"。通过对《棘心》的创作意图、创作手法和美学风格的分析,指出苏雪林早期创作与"闺秀派"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呈现出阳刚、雄壮之气。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写作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抗拒——谈现代女作家庐隐与萧红的创作

现代女作家庐隐和萧红在承受悲剧命运的同时开始写作,写作对于她们是悲观情绪的释放,同时也是对命运无声的抗拒。     

再论“五四”时期的婚外恋小说

在“五四”小说创作中 ,个性主义式婚外恋作为反抗封建婚姻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武器 ,受到了广大作家的高度重视。“五四”小说通过描述婚外恋者思想、行为的痛苦、惶惑和矛盾 ,深刻地挖掘出他们深层意识里落后、保守的婚姻观、贞操观和子嗣观 ,揭示了反封建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论“五四”女作家的反家庭叙述——以庐隐、石评梅、白薇为个案

庐隐、石评梅、白薇等女作家在作品中经常表现出以否定家庭的合理性为核心的反家庭叙述,否定家庭中的"男权统治",摧毁"父亲"的形象;反映家庭对女性的压抑、歧视和囚禁;表现新式家庭对女性的束缚,等等,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走上社会去追求女性解放.虽不免偏激,但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推动了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     

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沈从文与苏雪林比较

1930年代,沈从文与苏雪林先后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皆对"五四"时期的代表诗人、诗作和诗集展开分析与批评,呈现了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的批评特点:沈从文发扬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中,条分缕析梳理由社会思潮到文学思潮的演变,透析诗集主要特征,指出其诞生的渊源及发展,参照他人的评论,估价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状态,言辞简练含蓄,表达追求艺术性;苏雪林直率大胆,她擅长将研究对象置于中西为经纬的网状文学史体系内,结合作者的诗学观和创作实践,进行富有理性色彩的解析与品读,从美学与文学史角度评价作品。     

鲁迅和"五四"散论

鲁迅是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他对五四运动的似乎冷淡的态度代表了五四运动中一种更深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五四时期以至离京南下前所作的小说杂文,丝毫不曾偏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的宗旨.对一度颇为时髦的工读主义和新村运动,革命派的鲁迅和改良派的胡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致.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论五四时期儿童诗创作

五四时期儿童诗创作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时期的儿童诗创作成果是比较丰富的,从1915～1927年这十余年中,不但现代新诗诗人参与了儿童诗的创作,而且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教育家也参与了儿童诗的创作.五四儿童诗的发生是与五四文学变革的要求、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发生、童心崇拜意识和儿童报刊媒介出现分不开的.     

论“五四”时期的文言一致

终结文言分离,逼近文言一致,可谓“五四”时期“语言文字革命”的一大目标。由于书写的求简(“不愿”)和条件的限制(“不能”),自古以来,中国文言分离的局面都不曾得到改观。直到1920年官方对“国语”的正式确认,才标志着中国从文言严重分离向着文言基本一致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成绩虽然卓然可见,但文言一致的目标却并没完全达到,其中的症结是表形的文字与繁多的方言不能一一匹配所致;为了探索着解决这一问题,尽可能达到文言的一致,鲁迅和胡适的思考是不同的。     

“五四”精神与“三个代表”——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

"五四"精神是中国青年的传家宝。这一精神与"三个代表"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五四"精神之爱国主义与"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相一致,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三个代表"的实践主体相一致,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与"三个代表"的内在本质相一致。当代中国青年应该在大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济世救民安邦兴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此外,政界暂时的相对宽容和学界的思想真空也为五四运动的引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为可贵的是,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其现实意义.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