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再认识

本文从三方面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进行研究 :一是从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历史沿革的角度考证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总体把握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不断强化的发展过程 ;二是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出发 ,着重介绍欧美各国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揭示其共同的发展趋势 ;三是结合我国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被害诉讼地位进行合理定位     

诉讼主体新议

诉讼主体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实施诉讼行为的诉讼参与人。诉讼主体不包括司法机关。诉讼主体既包括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也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技术程序正当论下的刑事在线诉讼规则研究

《在线诉讼规则》将民事、行政和刑事在线诉讼的程序规则归为一体,但是刑事诉讼特有的“诉讼构造、诉讼价值、诉讼原则”决定了刑事在线程序规则的特殊性,映射了刑事在线诉讼规则的独立研究价值。刑事在线诉讼的理论争鸣和实证数据,也印证了刑事在线诉讼的理论需求和规则需求。技术程序正当论可以作为刑事在线诉讼一以贯之的理论,调和技术应用和正当程序之间的矛盾,以此建构刑事在线诉讼“程序推进规则、在线审判规则、在线证明规则”的程序规则体系,实现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瓶颈的突破。     

对我国惩治诉讼诈骗规范的反思与对策

我国现行惩治诉讼诈骗的相关规范存在多重缺陷,有避重就轻、放纵犯罪之嫌,法律约束力不足,对诉讼诈骗的行为性质认识有误.基于依法惩治诉讼诈骗行为的现实需要以及“诉讼诈骗的性质仍为诈骗”的认识,国家无需修订刑法单独设立诉讼诈骗罪,而应当由最高司法机关出台刑事司法解释明确和统一对诉讼诈骗的刑事处罚.同时,建议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扩充为涵盖所有诉讼领域,将刑法第307条第二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扩充为毁灭、伪造证据罪.     

试论完善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不够完善。基于此,应当建立在被告人无法赔偿或无法完全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承担民事赔偿的制度。法律还应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精神赔偿的权利,以及被害人在不服一审判决时的直接上诉权,从法律上给予被害人更为充分的诉讼权利,彰显法律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西方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探究

刑事被害人的地位与权利保护已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刑事被害人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高低,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达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实际上,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不仅关系到被害人权利保障,还关系到起诉权的配置、诉讼构造的建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论刑事诉讼价值与刑事集团诉讼

刑事诉讼价值与刑事集团诉讼制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建立刑事集团诉讼制度根源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内在需要，也是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需要。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受害者,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被害人参与诉讼作了规定,但在不同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相同.文章在对各主要国家刑事被害人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鉴于被害人与案件结局有实体上直接利害关系,案件结局涉及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合理的,并对如何完善和解决我国的立法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权力主导”到“权利本位”:刑事在线诉讼的法治悖反与归位

随着数字技术在诉讼活动中的广泛运用,诉讼活动的技术化特征日益凸显,这加深了在线诉讼治理的复杂程度。刑事诉讼无法自外于数字化的浪潮,长期渐进与短期突变共同构成某种程度上的间断平衡,表明刑事在线诉讼不仅由稳定和渐进主义逻辑所驱动,也因偶然性因素而变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潜在的法治风险,背离了现代法治所追求的限制公权、保障权利的基本要义。后疫情时代应当归位法治,坚持合法性思维与体系性建构,纠偏刑事在线诉讼中粗放、弹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法治思维的引领,将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的方向及时转换到规则论证与程序设计上,以此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与关照,保障“建设数字中国”的改革红利能够更为均衡、广泛地惠及至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应当正视法律作为复杂演化系统所兼具的渐进性与偶然性,提升改革者的理性与智识,主动强化刑事在线诉讼中的权利保障,并以此为主轴为立法与改革提供方向指引与制度性框架;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尊重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的底层逻辑,遵循渐进调适的路径,分解改革目标并依次实施、验证、调整乃至改进,逐步适应诉讼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及其实现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既具有诉讼意义上的诉讼监督和宪政制度意义上的权力制约性的法律监督双重属性。现行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公诉人行使控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诉权监督审判权,监督的方式限于刑事审判程序内不正确的定罪、量刑以及严重的程序违法的抗诉;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派员参与刑事审判,行使宪政价值的检察监督权。     

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豁免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修定公布,成为牵动数万律师神经的热点话题。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面临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建立健全律师执业保障机制,特别是执业豁免权等权利,将是对刑事辩护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刑事诉讼中的律师执业豁免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一种延伸,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应当赋予律师一项重要内容。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之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的环境诉讼比较,诉权得到放宽,适格主体得到扩展,环境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为英美、大陆法系国家环境立法、司法广泛采用。在我国仍为传统的环境诉讼,与环境现实需求、理论发展、制度完善极不协调,亟需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浅议股东派生诉讼

本文从股东派生诉讼产生的背景分析,指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股东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建议我国应在公司法中规定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并借鉴英美等国立法例结合我国实际对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前置程序进行了初步设计.     

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公法领域中最基本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对立性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必要性,而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性又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公检法所拥有的权力与作为当事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经常处于失衡的状态。因此,作为“人权保障宪章”的刑事诉讼法,理应对权力与权利进行平衡,以适应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需要。     

公益诉讼的价值刍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益诉讼正愈来愈多地受到广泛关注。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看 ,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法治化进程、民主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建立起一套规范有序的公益诉讼制度。     

在海洋知识产权诉讼中引入仲裁的探讨——以完善被侵权人保护和救济为视角

近年来,因侵犯海洋知识产权而构成犯罪的情形时有发生,被侵权人往往会因行为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而提起民事诉讼,而仲裁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适应国际上非诉讼解决模式,通过探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本文认为,可以在海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仲裁。     

关于调解制度改革的思考

调解程序的频繁启动无益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和法律正义的实现 ,调解程序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股东派生诉讼若干问题解读

我国新《公司法》在我国初步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了对股东资格的限制,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以及提起诉讼所依据的理由。但是有关一些问题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也亟待澄清。有必要结合域外经验与诉讼法理论的新发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于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由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观点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院的查明和判定行为不等于证明责任行为,更不同于证明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实质分析,证明责任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解决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下判的问题。法官不仅不具有产生证明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可能承担提供证据不足,证明不力的败诉风险。无论是从诉讼证明的性质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看,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