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武器装备初探

金田起义之始 ,太平军武器极为落后 ,主要为刀、矛等冷兵器 ,并杂以农具和少量的旧式火器。胜利进军武汉、南京途中 ,太平军缴获清军装备甚多 ,武器得到较大改善。定都天京后 ,太平军通过购买、缴获及设厂制造等办法 ,开始采用西方近代化武器。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太平军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 ,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迅速腐化的太平军

太平军在攻占南京后不久便迅速腐化的问题,已有学者作过研究.本文另辟蹊径,选取普遍存在于太平军中四个典型事例来深化论证这一主题,即太平军诸王大兴土木,兴建豪华的王府;王府中极尽铺张,大搞排场;品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领导层上下贿赂成风.     

网巾与明代社会变迁

网巾,因其有"天下一统"和"改易胡风"的政治寓意,在明初被统治者推广而流行全国。它一般被衬于帽下,具有束发、遮盖白发等功能,是明代男子首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流行、发展过程中,因其"人无贵贱皆裹之"的特点而得以在明朝中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下实现商品化,在社会风尚的变化下质地日奢,并随着思想文化的日益开放而成为男女传情和表达情感的重要信物,至明朝覆灭后,因为网巾的独特社会地位又成为思念故国的符号。网巾与明代社会变迁的关系体现了服饰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照。     

传媒与社会变迁

随着社会变迁,传媒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人类社会早期,传媒表现为人类社会日常生产生活的协作方式、话语方式,人们平等地传递信息;人类文字的出现,传媒演变成为文化人的独特活动,与此同时,文字传媒已成为统治者发号施令影响受众的一种工具;在当代,传媒已从过去对“权力”、“政治”的依附,转化为社会公众生活的独立部分,并独立地广泛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可以改变政治结构、公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当代传媒的多重性、多元性构成了传媒的现代性本质。传媒的社会功能也日益凸现,特别是网络时代,可以说由政府、法制和秩序构成的现实社会与匿名、无序和跨国界网上虚拟社会的结合构成了我们今天新的社会形态。但传播者和受众对传媒的价值选择却是传媒的社会地位的决定力量。这将是对传媒进行社会控制的焦点。     

社会变迁与变量兴衰

本文分别以体态、受教育程度、私人汽车、手机、住房、收入、财富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阐述变量区分度随社会变迁而变化,一般表现为转向、衰老、诞生和模糊四种形态。变量兴衰主要有如下两大影响：一是变量区隔度减弱导致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下降;二是变量区隔度增强能更好地解释所要研究的现象。变量区隔度变化可以概括成变量生命周期,即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运动过程,划分成开发、成长、成熟与老化四个阶段。     

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牵涉到漕粮运输路线的变化,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区域的转移;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交通工具。因此,漕粮海运对于清代的社会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对太平军的历史考察

太平军在早年 ,分别男营女营 ,实行圣库制度 ,纪律严明 ,战斗力甚强。后来 ,成员日益复杂 ,粮食供应困难 ,男女混杂 ,纪律日坏。太平军兵由将招 ,饷由将筹 ,形成以家族为核心、以同乡为外围的大大小小的集团 ,较清军的绿营兵有较强的战斗力。久而久之 ,其弊端也突出显现 ,各集团之间互争雄长 ,互相仇杀 ,损失惨重 ,成了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平军的另一支劲敌——楚勇

1851年,湖南新宁地主江忠源,在团练的基础上创建了楚勇。它以凶猛剽悍、骁勇善战著称一时,是太平天国初期的劲敌。本文对楚勇的建立、作用、败落及其头目江忠源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试论社会变迁与抢婚习俗的演变

婚姻习俗 ,是人类文化组成部分 ,当一种婚姻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变革而消失之后 ,有关的婚姻习俗却仍在传承。“抢婚”习俗源于氏族外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时期。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居转变为女从男居 ,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而抢劫婚便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 ,在新的社会形态下 ,抢婚习俗由于具有新的社会功能而被继续传承。作为民俗文化的抢婚 ,在不同类型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太平天国战争与徽州人口的变迁

晚清时期,徽州遭受了十数载的太平天国战争,累世积聚的繁荣社会破坏严重,人口出现巨大变迁,民众惨遭杀戮、流离、饥荒和瘟疫等,战后人丁凋敞,长期难以恢复。通过对徽州地方志、文人笔记等史料的归纳和分析,可再现徽州太平天国战争概况,以及人口的具体变迁情况。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大致包括官方基层组织、民间基层组织,以及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等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之下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其功能前后变化,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在这个基层管理网络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化。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江南地区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在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文化上的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     

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太平天国与江南士绅群体文化互动述论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南相当一部分士绅因内外环境变异,被迫进入太平天国政权系统,双方由此展开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在文化层面上,太平天国政策输出主要体现在:对士绅阶层的人格尊重、物质生活的提供、文化上的相对关怀。士绅阶层对新政权的文化支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太平天国政权机构的文化素质、提高政权运作效率、充当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代言人与宣传者角色。由于意识形态障碍以及太平天国文化政策实践中的缺失,双方互动是有限度的,这也必然影响太平天国政权的生存能力。     

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的移风易俗举措及其影响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社会风气,太平天国在统治江南期间曾厉行查禁烟、酒、赌、娼妓等恶习陋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相关法令逐渐形同虚设,并没有能够做到善始善终。     

江南城市的导游指南与生活变化(1912-1949)

民国建立后,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城镇乡村都产生了许多变化.除了原来的省府州县城市被重新整合外,旧有城市的城墙沟濠开始被拆毁填平,构筑了不少新式的马路.在上海、苏州、镇江、杭州这样辟有租界的地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设施,如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很早就有,并开始波及普通城市.城市内部的空间状态被重新调整,而新式交通方式如火车、汽车、火轮等的推行,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变化,对人们的时间安排与生活休闲方式有很大的触动.以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导游指南大童出片丘,这些导游指南性的东西,充分反映各个城市在公共管理、经济产业、休闲生活、马路景观、交通方式等方面的新变化,也体现了这些城市在"现代化"方面的不同程度及状态.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农耕社会环境论析

本文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入手 ,用民俗史、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之方法 ,探讨明清时期江淮农耕社会所呈现的自身特征及其影响。笔者认为 ,明清时期的江淮地区 ,无论是民风习俗层面还是经济结构层面 ,所呈现出来的以农为本、单一性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重要特征 ,都清楚表明了它还处在典型的传统农耕社会环境。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序列中 ,同其它地区发展阶段相对照 ,还只是处在“不发展”阶段向“发展中”阶段迈进的过程中。这样的发展起点 ,决定了它对外界所给予的压力 ,诸如频发的自然灾害、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等 ,进行积极应对的能力极其有限。在灾害多发的环境里 ,变得越灾越落后 ,即使小灾往往也变成了大灾。同时 ,伴随着清中期以来人口的高速增长 ,使得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只能通过扩大垦殖以消纳过剩的人口。脆弱的生态环境、落后的农耕社会、频发的灾害 ,形成循环链 ,彼此胶着在一起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