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

《老子》五千言,可称之我国第一部探讨自然、人生奥秘的哲理诗。缘于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思考,《老子》思想中充溢着两种精神:一是冲虚自然,一是探索人生,二者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古代诗歌分体没有明确的“哲理诗”类,然因我国诗人受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有着强烈的宇宙、人生意识,其众多创制不乏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在哲理诗篇中,出现在两晋之际的“玄言诗”、隋、唐时代的“道释诗”与宋代理学昌盛期的“道学诗”,又是其间三大重镇,循此可勾勒出古代哲理诗系列的主要线索。其中它们从《老子》那里汲取的睿智、理趣而呈示出的一种特异诗意美,更是有必要探讨的文化现象。     

道家快乐观中的真俗之辨

现有研究未对道家的真乐和俗乐加以区分,导致得出道家否定人生幸福的错误结论,故有必要厘清真乐和俗乐两者的区别和联系。道家真乐是指依靠内在精神自我激发而引起的快乐,俗乐是指由外部的物质或精神因素刺激而产生的快乐,两者构成价值上的对立,但在现实中共存。以真乐为人生目标能促使人的物质欲望提升为精神追求,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至乐境界,这是一个使人生趋于圆满、社会趋于和谐的精神修养过程。因此道家认为真乐优于俗乐,是具有真正价值的人生快乐。     

论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

依据文化人类学理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因此,价值观是形成作家文化人格的根基,作家的精神信仰则是形成其文化人格的核心要素。进一步说,作家的文化人格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精神特征整合而成的,一是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而成的精神图式,二是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而成的精神图式。这两个方面的精神图式又分别由血脉人伦情结、社会道德情感、宗教意识、哲学观念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内蕴建构而成,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的形成也是如此。在文化人类学视阈中探究和建构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出中西方价值观的交融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和谐发展。     

《边城》:两种文化景观中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是独特的有文化自觉意识的著名作家 ,中篇小说《边城》便寄托着他的文化品格和人生理想。笔者认为其作品《边城》展示的是阿波罗式的文化景观和浮士德式的文化景观中的两种不同的人生形式 ,前者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一种自在、自由、自然状态的生活 ,后者是一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一种以矛盾、冲突、对抗为主体的生活。显然 ,沈从文心向往之的是前者 ,极力拒斥贬抑的是后者 ,作品通过两者的对照 ,揭示了呼唤健康人性的复归 ,建构理想的人生形式 ,改造国民性 ,重塑民族精神的深刻思想内涵。     

现象学美学构成识度下的“禅”

禅宗美学的基本美学精神突出地体现在构成识度上。“禅”的内涵就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禅为缘发构成境域。禅境,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是一种随缘任运、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构成境域,一种更高的人生境域;二是“心”（禅）既是本源境域,又是更高人生境域与审美境域。禅宗视禅为众生的“本来面目”（生命本色）,而且总是借助艺术的观点来美化人生,力图塑造完美的心灵,把肯定人生、把握人生、塑造一种理想人格,以构成更高人生境域与审美境域作为自己的终极境域,把构建健全的人生（力图在禅境中完成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光明的人生（自由任运的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     

贵生与贵神：老子与庄子人生哲学之分殊

贵生论与贵神论是老子与庄子人生哲学的总体差异。老子的贵生论从道性自然的宇宙观角度强调人的生命实体存在状态的重要性,而庄子贵神论则从人性自然和个体生存困境角度,在关注生命的同时,更强调个体精神自由的重要性;自然解脱和自由逍遥分别是两人的人生境界,圣人和神人分别是两人的理想人格;在人生实践上老子提出养生与处世方法,庄子则进一步提出养生、处世与精神修养方法;两人的人生哲学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信仰的生存论解读

信仰是人之生存信仰,对其解读只能是一种生存论解读.信仰是人在精神世界中渴慕崇高而对现实自我的当下超越,从而为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人之为人的意义领悟和价值关怀,使人挺立起主体的自足.信仰源于人自觉人生的缺憾,需要以某种意义弥补自我存在的残缺,信仰的本质就是信仰人生有意义,从而使人生值得一过.信仰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明了生死之惑;超越庸常生活;指引人生理想.     

"成长"的焦虑:沈从文自我与世界的分裂与弥合

沈从文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和对人生的信仰追求紧密相连,文学不仅是他自我精神世界的表达,也是他想象建构人生和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沈从文的文学天地里,乡村和都市对应成了自我和世界、理想和现实的两极,正是对内外两个世界本质的和谐与一致性的强烈诉求和被分裂的焦虑之间的巨大裂隙,使沈从文的文学和人生发生了致命的断裂.自此,他更坚实地踩在了现实的大地上.     

感悟·会心·创化--论中国文学审美过程之灵心妙悟

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是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全身心的投入.透过语言形式把握作品内在精神,应目而会心,体味作者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与之发生共鸣,并依据审美者自己的人生经历,见出卓异之处,生成灵心妙悟.     

现代人文化与精神的守望——徐复观"乐"的人生范型的内质找寻

极端的科技文化、都市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等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舍力影响现代人,使其深陷精神困境.新儒者徐复观把孔子"乐"的人生作为艺术的人生范型加以阐发和探究,从而把艺术与人生两相联系起来以获得最美、最有价值的有指归的人生.重习中国艺术精神,以帮助现代人完善内在人格,修补缺失的精神内质.     

艺术与人生的现代美学阐释

中国古代艺术以咏叹人生、描写人生为根本主题,神话故事、宗教题材占极次要的成分,艺术—审美境界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精神世界,与西方古代艺术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旧体诗堪为的例。这种民族艺术传统到了现代,由于美学家的阐释和倡导而得到新发展,内容得到充实、具体化,题材有了新的拓展,突出了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生题材,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但艺术—审美境界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艺术的人生观成为一种新的人生理想,美育和艺术教育得到重视,并认为是健全人格、提高精神生活、进入人生理想境界的最佳途径。     

通向至善的幸福圆满之路——论斯宾诺莎的自由学说

整个人类自由发展的历史脉络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人的主体性和宗教性两种精神,斯宾诺莎在融合这两种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认知能力,传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却又不抛弃虔诚和爱的精神。以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为中心线索的伦理学是其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基础,整个思想的核心就是通过对人类自由的不断追求,最终达到人生圆满境界的实现,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自由向人本性回归的必然历程。     

终极与社会两种视角的互补——苏轼的精神奥秘

苏轼是中国文化巨人,他对人生问题的处理方式和人格魅力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最典型的模式,给后世留下巨大影响,探索其精神构成的秘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思想方法上,苏轼善于从终极(宇宙)和社会两种视角观察思考问题,自由地飞翔于天地之间,因而在思想上他能够自由地取儒道佛三家之精华,在处世上他能够超脱地与人生困境相周旋.面向宇宙的沉思打破了常规思路,解放了被日常的世俗之见所拘禁的传统思想,使迷乱的心灵得到安宁,获得一种勘破事物真相、回归心灵家园的温馨感.苏轼的人生智慧其实也是中外哲人共同共通的人生智慧,这种智慧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具有永恒的启发意义.     

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反思与自觉

徐复观不论在人生经历或学术思想上都有特殊贡献,尤其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徐复观有着较早的反思与自觉。反观徐复观思想的具体发生,不难看出,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探索,首先来自于对当时学界两种不同思想诠释进路的反思,即以傅斯年为代表的语言实证进路和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形上思辨进路。而这两种诠释进路的对象化、抽象化、知识化带来的脱离现实人生、丧失儒学真精神的问题,使得徐复观返归自我,对自我精神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徐复观选择回归现实世界的农村乡土,肯定人性中的心性力量。而在学术研究中从具体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研究者在"追体验"的过程中与古人心灵世界的契合。因此,"追体验"的展开是一个从具体世界层层提升,指向超越性价值世界的过程。对徐复观而言,这既是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其目的本身。     

孟浩然的性格与其人生悲剧的关系

孟浩然的人生悲剧主要是性格导致的悲剧,具体表现为理性精神与感性欲望之间的矛盾.在孟浩然的一生中,理性精神往往被纳入感性欲望的任纵之中,而人生的追求也最终在感性欲望的满足中被汩没、消解.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论文学通感的"哲"性向度

就其内在精神言之,通感有一种向“哲”的精神,一种对于宇宙人生深层“真实”透视和关怀的冲动。这种哲学向度使得通感突破了研究者的修辞学和心理学防线而接通哲学的求“真”精神或“哲”性品质。这可以从对中西关于通感的理论史和实践史的梳理中得到证明,还可以从通感的心理学与语言学特征求证。     

细读的理念和方法

经典细读是一种涵养精神以"明得自家本体"的方式.经典务细读,细读必为经典,经典与细读者是共生的关系.细读分为外求和内己两个阶段以及粗读、精读、思读和修读四个步骤.一次细读完成,从解释学角度看,就是一次解释学循环.细,因敬居静而品,是一种心性和生活美学.细读之为书道,是人生的一种修行,是一种自然疗法,是一种哲学性的存在方...     

中国传统史学的自觉精神与社会进步──以《史记》为例的研究与思考

《史记》之不朽，是因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而不朽，更是因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而不朽。人们对这种精神作了各种概括，或曰“实录精神”，或曰“司马迁精神”。从总的方面看来，多种关于精神方面的概括，都是为了充分体现蕴涵于《史记》之中的一种“求实”精神。倘若对《史记》作一次总体的感受，便不难发现有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在支撑着“求实”精神，这便是充溢于《史记》之中的一种为人生而史学，为社会而史学的史学精神。正是这一精神赋予《史记》以永存的勉力，也是这一精神铸就了中国史学的风貌，塑造了中国史家的灵魂。史学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