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是多种行为主体跨越国界的共同参与过程。从过程的视角来看,跨国公民社会的组织特征使得其在治理目标的取向、治理机制的运作和治理结果的实现等环节呈现出独特的优势,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组织性质和构成也使得跨国公民社会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歧异化和内部参与不足等局限性。针对跨国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性及其原因,可以在推进跨国公民社会的非地方化、培育社会资本和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方面加以努力,以便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以国际合作社联盟为例

全球化在给全球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治理成为当前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模式.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都成为治理的主体.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立法的形式参与了全球治理,不仅对国际法的形成,而且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非政府组织自身地位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治理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应对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潮流进一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虽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能力和作用在全球性事务的发挥上显得相当局促,而针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又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国际事务治理的新方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但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全球治理”又面临着重重挑战而陷入了重重困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去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成为一重要课题.     

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功能及其局限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够对国内国际层面的气候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参与解决国际气候争端,并促成功能性的跨国合作。它们通过倡议推动气候政治的社会化,促进新型气候伦理的形成。它们进入联合国体系,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的作用日益上升;但受制于自身的局限,目前尚难以与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匹敌。作为气候外交的相关方,它们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法律中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演进

随着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制定的"软法"--跨国法律.企业社会责任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该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促进跨国法律发展的同时,也起到了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促使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中国入世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融人世界市场.为此,中国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增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宏观监管职能,并向外输出中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使得在跨国法律的演进过程中,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能够存在中国声音,影响相关的国际立法.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     

中国跨国公司论纲

现代国际经济关系正在向着多层次、立体化、综合交叉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在高新技术革命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下,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将得到迅猛发展。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形式,已成为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高新技术的主要推动者,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推进跨国经营,兴办中国的跨国公司,并在国际市场立足,是关系到中国外向型经济总体发展规划实施的关键之一。中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历史性选择。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研究

全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诸多行为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种理想进路.在众多的治理主体中,除传统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外,对国际法发展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为国际法的发展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主体资格问题却日益成为影响其有效参与国际法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理性面对并合理解决此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全球治理中国际公民社会运动与民主赤字

国际公民社会运动是伴随全球化、全球治理而产生和发展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公民社会的参与,国际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国际公民社会运动有着两个重要的缺陷:国际公民社会运动的合法性以及民主赤字问题.随着国际公民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国如何应对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日渐崛起,"以民为本"的全球公民治理日益替代"以国为本"的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反全球化运动是以NGO为主体的国际性公民运动,它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NGO/反全球化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抗议示威、论坛会议、监督制约及倡导建议等方式,由此达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     

合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分析

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利益体,各主体间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因此,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演化博弈论的思维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设置相关的博弈参数,具体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在演化博弈结构下的关键环节与策略选择,进而可以寻求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主权的互动相关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类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得到迅猛发展,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它们的作用在日益加强,对国家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实质性的销蚀。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相关的。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基础。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跨国公司是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相互交融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具有多维行为的主体,它与国内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要内部化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全,而且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是跨国界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因素强烈地影响着跨国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行为方式。     

食品安全国际多边合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全球化使国际社会多边治理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必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食品安全多边治理,然而现有多边治理存在着治理目标失衡、治理的脆弱性、治理分散和无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改革、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重视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多边治理。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多边合作,因此国际多边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对内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对外要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多边合作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基础与实现模式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于实践需要,包括增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应对国际机制的民主赤字痼疾,弥补专家政治的固有局限,缓解传统国内民主受到的冲击,使深受全球化影响的民众能够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化引发国际体系权力的横向转移和纵向扩散,国际体系结构逐渐呈现多极多层网络状特征,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和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初步实现奠定了权力基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应以民主的本质内涵和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渐进式改革,逐步形成并完善以国家间民主为核心、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为重要补充的多层网络民主模式。     

论网络化治理模式所蕴含的合作前景——基于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治理领域,与官僚制组织相对应的是程序化治理。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依照严格的规则、明确的责任、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开展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垄断性、程序化的治理在社会"变革"的主题下遭到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在锐意改革的国家或地区中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企业化、市场化以及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这些新模式中,如果说企业化、市场化及这二者的混合模式展现的是一种竞争的环境和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化治理则向人们展现出广泛的合作前景,其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网络化的结构和关系中开展合作性的治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