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恶"与现代人的"不思想"——阿伦特伦理思想研究之一

阿伦特指出了"恶的平庸性"与西方道德思想传统的冲撞,揭示了这一传统回避人类恶的困境。他通过对艾希曼这个典型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恶"与现代人"不思想"的直接联系,因为艾希曼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愚蠢、邪恶或者施虐本性,而是"不能思想"。"不能思想"导致了一个普通的人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如此思想便是使人不作恶的条件,思想的破坏性会对判断能力产生解放的效应。判断能够实现思想并使思想在表象世界中彰显。     

论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及其困境

行动概念被阿伦特赋予了独有的政治内涵,属于其理论的核心范畴。行动是一种前哲学的政治,是对传统哲学生活的反叛,它力图回到苏格拉底式的政治生活,通过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重建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但事实上,行动的政治概念面临一系列困境,成为阿伦特行动概念获得实现的桎梏,这是我们在反思其行动概念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我们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境况”——解读阿伦特及其《人的境况》

阿伦特是一位极富原创性又充满争议的思想家,其思想和著述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创新有余而严谨不足,充满了复杂性和张力,难以归类。从政治立场看,阿伦特不能被归入西方政治理论所概括的各种思想派别;从学科归属看,阿伦特不属于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哲学家;从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看,阿伦特也不是一个学院派学者,不遵守所谓“学术规范”或其他既定的学科戒律。阿伦特《人的境况》的中心主题就是立足危机四伏的时代,认真严肃地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因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正是我们时代的最大危机。     

论阿伦特的帝国主义理论

阿伦特在论述极权主义起源的过程中,剖析了她的帝国主义理论。她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扩张现象,这既非霍布森式的经济政治分析模式,也异于列宁的唯物主义方法。帝国主义提供了后来聚合为极权主义的元素,它为扩张而扩张的实质设定了一种全球征服模式,民族国家的衰落破坏了用来保护的制度架构,种族主义为扩张找到了理由,资本与暴民的联盟提供了征服的动力。她以其富有争议的方式挑战着当代世界的自明之理,为重新思考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     

汉王朝的政治危机与女祸观念

"红颜祸水"观念在中国流传久远,这一观念在女子与恶政间建立起神秘的必然联系,丑化、扭曲了女性与政治的关系,这种观念是两汉特定政治危机中的产物,是在两汉多"女祸"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两汉精英阶层为了遏制皇族女性对皇权的破坏作用而做舆论宣传中衍生的观念,具体来说是通过三种途径发生的:历史上女性败政事例的突出、先秦经典的借助、灾异学说对女性的影射.这使得女祸观念在汉代得以形成,并且,随着此后封建王朝注意压制威胁皇权的外戚势力,女祸观念日益得以强化.     

民进党当局政治危机频发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陈水扁和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政治危机频繁发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的政治体制和民进党内的制度不完善,民进党当局利用这种制度上的不完善来谋取党派和个人的私利。制度性因素导致政治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台湾政治体制中存在权责不清的问题,民进党内缺乏党政协调机制;台湾的政治制度中缺乏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机制,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出现;在出现政治危机和争端时也缺乏相应的制度来缓解危机和解决争端。     

恶是迷人的东西——《太阳照常升起》的美学分析

姜文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里,玩着华而不实的花巧,打乱叙事结构,混淆梦境和现实,在观众与自己之间设置障碍。通过对"他人之死"的轻松叙说,展示了一种"施虐/受虐"的自恋者临床病症,在对暴力的美学化背后,是使人屈从于本能,拒斥知性,对历史已经遗忘真相、无力反思的"平庸的恶"。     

卢森堡与阿伦特的理论旨趣依归

罗莎·卢森堡与汉娜·阿伦特毕生致力于对自由的追求,她们都把自由看作是对公共事务的一种积极参与.尽管她们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但是,她们对历史义无反顾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积极反思的坦率与睿智却是相同的.这不仅基于她们相同的犹太文化背景,更在于她们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批判性地对待传统、规范以及权威,在强调差异性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种相似的指向自由的政治理论旨趣.     

马尔库塞政治哲学视域下的技术理性批判

马尔库塞在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社会的繁荣发展时期,高度注意到对工业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清晰认识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异化力量,即一种新型的更加强大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力量,使得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社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由此,形成了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视域.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伴随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等不断加深,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渐行渐远。西方左翼思想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困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全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都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危机,不能解决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金融危机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并不断走向完善。     

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论阿伦特的政治观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阿伦特是唯一一位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并斥之为非本真的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家,她的这一批判和论断基于她独特的政治观,即一种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政治观。本文从行动、自由和公共领域三个维度对阿伦特独特的政治观进行了阐述,并指出这三个维度的一体性。     

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行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日益涉入风险社会。应当说,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风险,甚至在某些时期出现过危机事件集中爆发的状况,但那些都不足以构成风险社会,而只有当今人类所处的社会可以被命名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遭遇的所有风险都是社会风险(尽管有些风险被认为来源于自然界);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的现实性不是个人,而是人的共生共在;唯有合作行动才能为人的生存创造机遇。社会重建任务是身处风险社会中的人类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人类只有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开展积极的合作行动,才能在人的共生共在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获得自我生存的保障。而既往历史中生成的许多观念及信条,只要与风险社会的现实相冲突的,就都应当抛弃。     

谁之行动?何种自由?——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思想挑战

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思想挑战并非意识形态的论争,而是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对话。通过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阿伦特揭示了西方现代实践思想用劳动代替行动的危机。通过批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阿伦特批判了启蒙运动的普遍平等观,重新阐释了政治自由的内涵。通过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阿伦特揭示了现代政治思想传统用历史代替政治的危机。两位思想家的对话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性困境的理解。     

试论“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

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作为相对存在的法治理念和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法治思维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发展。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对平庸的恶予以有力扼制,使法治的善得于全面弘扬,将有助于引导和推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幸福观念浅析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出,私有制条件下的实践活动束缚了个人自由幸福的实现,认为,自由的劳动是幸福的本质;只有在全面解放生产力的真实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才会从各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通往幸福的归宿。     

货币理性下的农民行动与其偏差矫正

转型期我国多数农民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或半市场经济形态中,具有货币理性。货币理性催生农民生成新观念,并驱使农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频繁地进行货币化行动,如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货币收入的工作和"跟风"类经济活动等,与此联系的农村社会交往活动也普遍货币化。尽管农民的货币化行动对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劳动力转移有积极意义,但有些行动偏离了社会正常运行轨迹,彰显出即期性、功利性和原子化,亟须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予以矫正。     

马克思恩格斯美育思想探寻

美育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自我完善的方式,主要在艺术审美实践活动中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将美育历史地实践在无产阶级身上,通过对大量作家作品和艺术思想的评析,引导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在艺术鉴赏中窥视自身的命运和价值,确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阶级力量,并注重对无产阶级艺术感受力的提高,进而引导无产阶级走入艺术创作实践,促使着无产阶级成长为“审美的人”,成为“艺术的把握世界”的主体力量.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探究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借鉴与超越,是逐步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成员现实幸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民为中心,限制资本的剥削扩张、无序扩张和海外扩张,推动共同富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坚持“两山”理论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和谐的国际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探究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视域下的民生改善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即为人的本性,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需要以及人的最高的需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采用宏观的研究视角,采用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需要。改善民生应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为指导,从人的需要出发,去满足当前广大人民最迫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