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所获证据材料证据能力分析

由秘密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如何使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很混乱.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并赋予其证据能力,同时建立证据排除规则,由此来决定通过秘密侦查行为所获非法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     

论监听作为取证手段的法律问题

监听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监听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对监听不加任何限制的采用又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大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我国虽然在侦查实践中对监听措施经常采用,但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在证据效力上对其正确定位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侦查措施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隐匿身份侦查相关证据问题的域外考察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各国立法与实践,都概括性地认可了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取的证据的证据能力。但是,没有经过授权的隐匿身份侦查,其所获得证据,形同违法取得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力,这是绝对证据排除法则。对恣意授权、逾越授权和口头授权则必须区分对待。隐匿身份侦查秘密性与其他诉讼规则存在冲突与调和。隐匿身份侦查的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人员一般具有证人资格。国外司法对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得的物证、书证等证据都持较为宽松的态度。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被害人陈述一般不应具有证据资格。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证据能力主要考虑两个因素：身份伪装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手段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法治视野下的监听立法展望——美国监听法律规制的解读与借鉴价值

监听是一项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监听作出明确规定,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及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对其予以立法规制显得尤为紧迫.在我国应当设立专门的<监听法>,对监听的程序、条件、适用范围、监听的期限、监听措施的监督、监听材料的效力、非法监听引发的救济等问题明确加以规定,增强其实施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以此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有利于监听作用的充分发挥.     

略论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技术侦查章节,丰富和提高了侦查机关惩治犯罪的手段和能力。然而由于技术侦查本身的秘密性、技术性,其被滥用的危险时刻存在。唯有从侦查机关内部设立严密的技术侦查启动条件、适用原则以及严格的技侦对象、期间和具体种类,同时从外部落实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能,强化对技侦取证的调查核实权、意见建议权,合理利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对技术侦查内外兼修,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论电话监听与公民宪法权利保障

电话监听在重大、恶性、集团和跨国等犯罪案件侦查中日益重要.它涉及公民的宪法权利,如何规制意义重大.笔者从电话监听的背景与机理、监听的运用与规制、监听的证据效力与立法构建等方面展开论述.     

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