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研究

为了解决"一国两制"政策之下,宪法在香港实施不能直接照搬内地模式的问题,全国人大专门制定了作为"宪法性特别法"的基本法,使二者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如此,香港便形成了一种复合式的宪制结构。复合式宪制结构固然降低了香港的回归成本,然而进入日常政治阶段后,这一宪制结构所蕴含的"离心"特性也同时提升了香港的管治成本。在此背景下,基本法透过司法审查实践不断呈现出的"宪法化"趋势,更是进一步激活了上述"离心性"基因,致使香港宪制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避免"离心效应"所诱发的政治实践破坏"一国两制"存续的前提,有必要探索相应法律路径,使"作为宪制基础的宪法"能够真实地嵌入到香港宪制结构之中,并通过与基本法的良性互动,实现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转轨。     

论全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宪制秩序的维护和塑造——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大释法的思考

"港独"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否定,是当前香港宪制秩序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宣誓辱国事件为契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确认和发展了主动释法的程序惯例,巩固了人大释法的地位、范围和效力。第五次人大释法通过明确宣誓就职的法定形式、内容和效力,实质上申明了"一国两制"是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石,"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一国"的根本地位。本次释法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特区自治中的主导性,体现了人大释法机制在消除基本法理解的分歧、化解香港政治运行的困局、塑造中央与特区的和谐关系、引导香港宪制秩序发展方向上的作用,凸显了人大释法在维护和塑造香港宪制秩序中的重要性。特区法院高度尊重该解释,勇于承担维护"一国两制"的宪法使命,实现了人大释法权与香港司法权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将获得香港人民更加广泛的肯定和支持。     

回归20年:“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辨析

"一国两制"的方案设计和制度实践不仅存在"模式",而且有不同的"模式"。"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一般用于集中概括澳门特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在特区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用来概括中央政府成功处理澳门问题的实践,以及在澳门特区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成功经验。"澳门模式"的核心内涵应当是持"一国"之本,守"两制"之分,用"一国两制"之利。"澳门模式"具有被香港、台湾借鉴、参考的意义。随着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澳门模式"的具体内涵将会增添更多更新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法律冲突

刊于澳门政府杂志《行政》第４３期。文章指出,澳门特区与内地的区际法律冲突有一些鲜明的特点：（１）特殊单一制国家内的法律冲突;（２）中央法律和地方法律的冲突;（３）不同本质的法律之间的冲突;（４）不同法系之间的法律冲突;（５）全方位的法律冲突。要解决好这些法律冲突,应遵循以下原则：（１）“一国两制”原则。一方面,要立足于“一国”,维护国家统一;另方面,要领会“两制”精髓,充分认识两地差异。（２）法域平等原则。澳门特区法域与内地法域处于平等地位,它们之间无隶属关系。（３）有利于各法域经济发展的原则论…     

《基本法》的宪制性模式是统一和繁荣的根本保障

本文运用宪法学理论，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地位、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及其监督等方面的宪制性特征，从而揭示《基本法》的宪制模式是国家统一和保持香港繁荣的根本保障     

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国家建设

香港回归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朝着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同时也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国家建设，除了要在“一国”内协调好“两制”的各种关系外，其核心任务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长远来看，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国两制”得以有效实践的重要保证。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空间：现状、时机与方式

一部宪法在三个法域中实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问题,因此对宪法司法性实施图景的描绘不应缺乏对港澳相关实践的探索。通过对有关判决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港澳法院也存在实施宪法的需要,但目前港澳法院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宪法实施方式、与国家权力机关互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面对港澳复合式宪制结构带来的困境,需要厘清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事实条件与规范条件,只有案件涉及中央事权或央地关系要素,才存在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必要。此外,合宪性解释是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最优方式,具体路径可按识别解释对象类型、建立解释对象与解释依据之间的关系和选择解释规则三步展开。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定位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是对特别行政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行政区治理出现新问题,亟须提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一国两制"理论、宪制性法律分别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基石和法律依据。它是以解决港澳实践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为核心范畴、以"主权—治理"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政权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内地实行的一般的、普遍的国家管理体制理论的有机补充。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进治理实践,形成有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莲花初绽护金瓯,鼎竹十载写太平——《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周年评析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年以来,在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落实一国两制伟大方针、保障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维持澳门特区的社会稳定、促进澳门特区的经济繁荣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不仅为澳门特区未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为将来进一步贯彻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内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可供近距离观察的标本和镜鉴。     

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澳门:“一国两制”与人心回归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20周年。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澳门模式"因此备受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赞赏。总结梳理"一国两制"在澳门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精髓,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提供有益借鉴和正面示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多,安全困境加剧、发展难题凸显、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综合性难题与困扰在不断涌现.如何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发展形势和发展实践,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以党的政治制度优势为统领,持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制度供给,提高制度执行力;依法推进治理过程,提升治理效能;防范化解风险,提升制度效能;以信息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从制度自觉到治理自觉,从制度功能到治理效能,从制度优势到治理能力的转化.     

实践论视域下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嬗变

"一国两制"是国家为解决港澳台问题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率先在香港实践,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在管治香港的过程中,中央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正确认识,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从实践论的理论视角,重新回顾和厘清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逻辑,尤其是解构香港当前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动因,可为继续深化和丰富"一国两制"理论、保持香港持续繁荣稳定、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及应对逆全球化与贸易战风险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支撑"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样本性实验,更是"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亦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规划纲要科学合理,细致入微,对大湾区的发展主题、城市分工、制度创新、技术突破及融合发展提出了层次分明、有机协调的规划安排。规划纲要回应和回答了中国如何坚定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及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大湾区战略全面推进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其基本目标是将大湾区建构为一个"初级法律共同体",通过法治协调与创新推动湾区内资源与人员的充分自由流动以及不同制度元素的竞争性融合发展。大湾区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有望通过若干年的建设而成为"一带一路"的技术标准与制度合作模式来源地,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区,成为全世界瞩目、向往的创新中心与人文生活目的地。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中国特色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基础、政策基础和核心内容所体现的中国特色,说明特别行政区制度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重大制度创新.     

香港回归20年来的法治进步、不足和展望——从若干司法判决看香港法治生态发展

回归祖国20年来,香港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国家意识不断增强。表现在:香港特区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全国人大拥有行使主权、香港特区法院无权审查国家行为的宪制规定;承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第158条拥有主动而全面的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颁布了平息"占中"动乱的禁制令,等等。《基本法》实施20年来,存在五个争议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香港个别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国家意识仍然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国两制"的实施。未来的香港法治,依然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的和平竞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国两制"必将在香港法治建设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国两制”对“一纲四目”的继承与创新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二者均坚持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台湾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国内国际实践的发展,也对大陆对台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相较于"一纲四目","一国两制"具有更为宽广的实践范围、更为协调的两制并存状态、更为灵活的自治权力实施空间、更为明确的政策底线。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必须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并根据现实需要为其注入新的因素。